近日，中文网络围绕美国社会“斩杀线”的讨论持续升温。尽管“ALICE线”并非全新概念，但“斩杀线”这一表述因其形象生动的特质，迅速引发了中国网民对美国社会深刻的认知重塑。
“斩杀线”之所以让很多人“破防”，在于它揭示出个体陷入被剥夺状态的某种不可逆的特征：一份意外的医疗账单、短期失业或是信用卡违约，都可能成为压垮个体的最后一根稻草，使其迅速从稳定的中产生活坠入贫困深渊，最后在三至五年的流浪生活中走向生命终结。
如何理解“斩杀线”现象的本质？该现象不止于社会学意义上的贫困问题，也不仅是阶层固化或社会流动性停滞问题，甚至恐怕未必可以通过社会财富再分配就能彻底解决。
“斩杀线”的核心命题在于：在高度发达的金融资本主义国家，资本主义是否仍然有必要和能力维持全体劳动力的社会再生产？在工业资本主义阶段，资本虽残酷剥削工人的剩余价值实现积累，但为了保证后续“剥削”的可持续进行，仍必须维持劳动力的基本再生产。出于产业升级的需要，资本家还需投入成本，开展工人的职业培训与再教育。但进入了金融资本主义阶段后，当资本积累的结构发生历史性变迁，劳动力的再生产似乎不再构成资本循环的必要前提。这时，当个体跌破“斩杀线”后，资本可以不再为个体提供再生产所需的基本条件支持，而是将其彻底排除出社会再生产体系之外。
在分析“斩杀线”问题时，马克思的《资本论》可提供有力的思想武器。《资本论》第一卷发现剩余价值理论，阐明资本主义社会中劳动力的商品属性，认为活劳动是剩余价值的唯一源泉；第二卷聚焦社会总资本的循环与周转，提出社会再生产必须满足生产资料部类与消费资料部类的平衡，否则会导致再生产过程断裂；第三卷则将视野拓展至资本主义生产、流通、分配的总过程，揭示了利润率的一般规律。本文尝试运用《资本论》的思想资源，解释“斩杀线”现象，揭示资本逻辑如何实现对劳动力社会再生产条件的全面支配。
《资本论》法文版书影
“斩杀线”是资本的防御线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中曾言：“资本主义生产的真正限制是资本自身，这就是说：资本及其自行增殖，表现为生产的起点和终点，表现为生产的动机和目的；生产只是为资本而生产，而不是反过来生产资料只是生产者社会的生活过程不断扩大的手段。以广大生产者群众的被剥夺和贫困化为基础的资本价值的保存和增殖，只能在一定的限制以内运动，这些限制不断与资本为它自身的目的而必须使用的并旨在无限制地增加生产，为生产而生产，无条件地发展劳动社会生产力的生产方法相矛盾。”
对于这一矛盾，马克思的解释是，随着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一般利润率会逐渐下降；而且，这一规律是一个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所固有的。这一规律来自资本积累的内在逻辑——资本积累既是劳动生产力提高的手段，也是利润率下降的原因。
随着资本积累的推进，总资本规模不断扩大，雇佣劳动数量随之增加，剩余价值总量必然绝对增长；但与此同时，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使不变资本以更快的速度增长，导致利润量与总资本的比例（利润率）不断下降。这一矛盾决定了资本主义生产始终处于“扩张—过剩—危机”的循环之中：为抵消利润率下降的压力，资本必须不断扩大积累规模，而积累的扩大又进一步提高资本有机构成，加剧利润率下降的趋势，最终通过经济危机的形式强制解决矛盾。
二战后，美国通过产业转移、技术创新等手段，在一段时期内缓解了利润率下降的压力。1970年代以来，随着全球产业竞争的加剧、国内劳动力成本的上升，美国的制造业利润率开始下滑。1973年，丹尼尔・贝尔出版的《后工业社会的到来》预测美国从制造业转型为服务型经济。然而，服务型经济并没有为美国的老百姓真正带来繁荣，美国的收入不平等程度在所有西方国家中最高，1979-2016年，收入最高的1%的人群工资增长了将近150%，而收入最低的90%的人群，工资总和仅增长了21.3%。随着大量传统制造企业破产或外迁，制造业就业人口占比也开始下降。2002-2018年间，北美行业分类体系下的38个制造行业中的37个，工厂的数量和员工人数都在下降。
在美国汽车工业的鼎盛时期，别克位于密歇根州弗林特的工厂有三万名员工，如今辉煌不再。 纽约时报
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金融和债务的急剧增长，美国从依靠生产商品赚钱转变为依靠印钞赚钱。马克思早已指出，“信用制度的必然形成，以便对利润率的平均化或这个平均化运动起中介作用，整个资本主义生产就是建立在这个运动的基础上的”。然而，当代美国的金融化进程远远超过马克思所处时代的预计，金融资本早已不是产业资本的辅助工具，而是支配整个经济体系的核心力量。
各种围绕信用债务的金融衍生品和结构化的投资工具层出不穷，金融业已经取代制造业成为经济的主导部门。1980-2010年，美国制造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从20.5%骤降到11.9%，而金融、保险与不动产占比从16%攀升至20.7%，形成了典型的金融压倒产业的格局。对此，约翰・贝拉米・福斯特在借鉴前人对垄断资本主义研究的基础上，将金融化转向视为垄断资本为弥补实体利润率下降而转向金融部门增殖剩余价值的机制。
然而，资本的金融化转向并未解决利润率下降的根本矛盾，只不过将矛盾转移和放大了。由于金融资本的利润主要来自资本的自我增殖，而非实体经济的剩余价值创造，资本积累越来越依赖债务扩张与资本价格上涨。美国政府通过发行国债、美联储通过量化宽松的政策，持续向市场注入流动性，推动股市等金融市场的持续繁荣。2025年，美国联邦政府的国债总额已超过37万亿美元，并将以每5个月1万亿美元的速度继续增加，这是过去25年平均速度的两倍多。
更为严峻的是，美国已陷入了“借新债还旧息”的恶性循环。随着美联储自2022年以来的加息周期，美国国债市场的平均利率较疫情前显著抬升。2024财年美国联邦政府债务利息支出首次超过1万亿美元，再次创下历史新高，成为仅次于社会保障的第二大支出项目。根据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发布的《2025年预算与经济展望》报告，联邦政府净利息支出预计将从2025年占国内生产总值的3.2%增长到2055年的5.4%，逐步成为联邦预算中最大支出项目之一，在高债务水平与利率保持高企的双重影响下，利息支出对财政构成了持续压力。这意味着，美国经济的稳定运行已不再取决于实体经济的发展，而是金融市场的稳定和全球对美元资产的持续认可。为维持这一脆弱平衡，美国政府不得不通过削减社会福利、压缩公共服务支出等方式转嫁成本，直接导致劳动力再生产的成本大幅上升，也为“斩杀线”机制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经济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