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欧盟来说，这是一种屈辱。”
5月19日，欧盟成员国就落实与美国的贸易协议达成一致，这意味着，这份拖延已久的协议，扫清了最后的内部障碍，很快将付诸实施。
尽管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一份声明中表示，该协议将“加强跨大西洋经济联系，为双方企业和消费者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但正如文章开头所提到的那样，布鲁塞尔的多位欧盟外交官私下承认，这是一份欧盟在巨大压力下被迫接受的协议，其条款对欧盟相当不利，甚至被一些媒体形容为“屈辱性的”。
被“屈辱”条款包裹的贸易安排
这份协议为何让欧盟外交官称其为“屈辱”？根据此前披露的谈判框架，协议的内容包括几个核心问题。
一是汽车关税问题，欧盟承诺在未来3年内，分阶段将美国进口汽车关税从现行的10%降至2.5%，与美国对欧盟汽车征收的2.5%关税“名义对等”，但同时接受美国对欧盟汽车出口实施的国别配额限制，欧盟对美汽车及零部件出口上限被锁定在2024年水平的105%，且每年增长幅度不得超过3%。这意味着欧洲汽车制造商将被迫在美国市场上，与美国本土品牌及来自其他地区的竞争对手进行更加不平等的竞争。
二是贸易问题，欧盟同意立即取消对美国30万吨/年非激素处理牛肉的进口禁令，并在5年内将美国转基因大豆、玉米的进口配额扩大40%，同时接受美国“等效性检验”原则，允许符合美国农业部标准的禽肉产品进入欧盟市场。这直接违反了欧洲长期以来引以为傲的食品安全标准和农业保护传统。协议还要求欧盟在化学品、药品、医疗器械等领域的监管标准上向美国看齐，并迫使欧洲放弃部分自主制定标准的能力。
协议还包含一项“非市场条款”，要求欧盟在与其他国家（尤其是中国）进行贸易谈判时，必须考虑美国的“安全关切”，这相当于将欧盟的贸易政策自主权部分让渡给了美国。协议规定设立“跨大西洋监管合作理事会”，要求欧盟在化学品（REACH 法规）、药品（EMA 审批）、医疗器械等领域的标准制定过程中，必须提前与美国磋商并充分考虑美方意见。对于已生效的欧盟法规，若美国提出异议，理事会拥有启动“合规性审查”的权力，美国由此实质获得了对欧盟监管体系的“一票否决权”。
这毫无疑问是一份极其不利于欧盟的贸易协议。根据欧洲政策研究中心此前的模拟测算，如果这份协议全面实施，欧盟对美国出口的年损失可能高达200亿至300亿欧元，而美国对欧洲的出口则将显著增加，美国对欧盟的贸易优势也会扩大。这就是为什么有欧盟外交官私下称其为“屈辱性协议”。
特朗普的关税大棒与欧盟内部分裂
这份协议不是在平等谈判中达成的，而是欧盟在美国赤裸裸的威胁和内部矛盾下做出的妥协。
就在本月，美国总统特朗普公开威胁称，如果欧盟在7月4日前未能就相关立法达成妥协，他将对欧洲汽车征收25%的关税。而汽车工业是德国等欧洲核心国家的支柱产业，对美出口每年高达数百亿欧元，一旦被征收惩罚性关税，德国等欧盟核心成员国会面临难以估量的损失。在谈判前夕，美国驻欧盟大使安德鲁·普兹德在政客新闻网（POLITICO）上发表的一篇评论文章中再次威胁欧盟，称“特朗普已经受够了”，要求欧盟必须尽快做出选择。
几百辆准备出口的德国汽车 法新社
在是否接受这份协议的问题上，欧盟成员国分成了两个阵营。以波兰、匈牙利以及波罗的海三国为代表的东欧右翼国家是坚定的“亲美阵营”。这些国家要求欧盟官方接受这份协议。原因是它们与美国有着特殊的联结，美国在东欧地区的军事存在以及共同的地缘政治利益使这些国家往往将政治安全置于经济利益之上。
即使这份贸易协议堪称“耻辱”，亲美国家也可以通过与美国的双边合作来对冲这种影响，比如争取更多的美国驻军、增加美国军事装备的采购，或者在其他领域获得华盛顿的政治支持。而对于法国、德国以及南欧国家而言，贸易协议的经济代价是沉重的，这些国家的工业基础和对美贸易的重要性，使它们将承受协议带来的最直接的负面冲击。
东西欧之间的利益分歧在欧盟内部引发了严重的派系斗争。欧盟委员会作为执行机构，试图在各方之间寻求平衡，但成员国之间的裂痕严重影响到了欧盟的决策效率。欧洲议会中的不同政治派别也围绕协议展开了激烈争论，左翼和绿党议员强烈反对向美国屈服，而中右翼和保守派则倾向于接受现实。
可以说，欧盟“又散又弱”的特征在此次事件中展现无遗。“散”体现为成员国之间、欧盟机构之间、政治派别之间的利益斗争和内部撕裂异常严重，“弱”则表现为尽管内部存在巨大分歧，但在美国的压力下，欧盟最终仍旧选择了屈服，不敢也不愿真正忤逆美国的意志。
欧盟担忧被美俄交易边缘化
外部威胁与内部分裂的叠加，足以解释欧盟为何转变态度愿意敲定协议。但在这两个直接原因之外，还有战略层次的焦虑情绪在推动欧盟做出妥协的决定，那就是对美国在俄乌问题上抛开欧洲、与俄罗斯达成深度妥协的担忧。
自2022年俄乌战争爆发以来，欧盟在制裁俄罗斯、援助乌克兰方面投入了巨大的政治和经济成本。然而，随着特朗普上台和战争进入第四个年头，欧盟越来越担忧美俄达成单独和解的可能性。2025年特朗普重返白宫后，美国对乌克兰政策出现了显著转变，从拜登时期的不惜代价的支持转向了更加实用主义的“交易导向”，并寻求与俄罗斯达成某种妥协，以尽快结束这场消耗美国资源的战争。
对于欧盟而言，这种前景无异于一场噩梦。如果美国与俄罗斯单独媾和，欧洲不仅将面临地缘政治上的被边缘化，还可能被迫接受一个对己不利的和平协议。
自战争爆发以来，欧盟切断了与俄罗斯的正式沟通渠道，仅有少数欧盟领导人偶尔尝试私下接洽俄方。如今，随着停火谈判的呼声日益高涨，欧盟愈发担忧自己被美国主导的和谈进程边缘化。据英国《金融时报》5月20日报道，欧盟各国正商议考虑由欧洲中央银行前行长、意大利前总理马里奥·德拉吉或德国前总理默克尔出面，代表欧盟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开展相关谈判。
在如此重大的地缘政治议题上，欧洲竟然需要请出已经卸任的老一辈政治家来充当代言人，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外长卡拉斯等当前的重量级人物纷纷“隐身”，显然，欧盟领导层在国际谈判中缺乏足够的权威和自信。
欧洲人想要达成的，是一种“既要又要”的局面，既需要拉住美国的影响力和实力，又要表现“独立自主”。为此，他们甚至愿意请出德拉吉或默克尔这样的人物出面斡旋，防止欧洲在美俄交易中被彻底边缘化。从这个角度看，那份屈辱的贸易协议可以说是是同一个逻辑下的必然产物，为了维系跨大西洋关系这根“命脉”，欧盟甚至愿意主动付出经济上的代价，不惜损害自己的利益。
拜登时代埋下的“西方团结”苦果如果欧洲从一开始就有自己的立场，而不是只愿秉持大西洋主义的追随逻辑，也许今天欧盟就不会如此被动。但历史没有如果。
欧盟目前的尴尬处境，实际上是其长期以来战略选择的结果。5月17日，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在爱沙尼亚塔林举行的一场会议上公开表示，和中国、俄罗斯一样，特朗普政府也不喜欢一个团结的欧盟，因为“一个团结的欧盟是华盛顿必须应对的地缘政治力量”。她敦促欧盟成员国不要通过寻求与美国的双边协议来削弱欧盟。她的话可以说是反映了欧盟领导层对现状的认知，而这种认知并不是理性的、合乎现实的。
卡拉斯将欧盟当前的尴尬现状归结为所谓的“大国霸凌”，但追根溯源的话，欧盟目前的困境，与其主动选择拜登政府所推行的“大西洋主义西方团结”政策有着直接的因果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