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5月13日至15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几天后，俄罗斯总统普京也于5月19日至20日访华。两场访问在时间上相距很近，很容易被看作外交日程上的两个高规格安排。
但如果只从外交礼仪上理解，就会漏掉更关键的一点，特朗普和普京都有另一重身份。他们是国家元首，也是当代民族文明主义的重要象征人物。他们相继来到北京，标志着世界意识形态格局正在出现新的层次。
2026年5月20日晚，俄罗斯总统普京结束对中国的国事访问，乘专机离开北京。俄罗斯卫星通讯社
两位国家元首，也是跨国意识形态潮流的代言人
特朗普和普京首先当然分别代表美国和俄罗斯。但如果只把他们看成两个国家的代表，就会漏掉另一个层面。他们二人都代表一种跨国家、跨地区传播的思想潮流。本文称之为“民族文明主义”。它强调，国家不是抽象的制度机器，而是由历史、宗教、族群、语言、共同记忆和生活方式构成的共同体；政治的首要任务，不是把所有国家改造成同一种制度模板，而是保护本国文明、主权、边界和社会凝聚力。
这套理念与冷战后长期占据主流的自由国际主义差异明显。自由国际主义更相信开放边界、个人权利、普世制度和价值扩散；民族文明主义则更强调民族国家、文化边界、传统价值和文明自保。二者都不只是一个国家内部的政治观念，而是可以跨国传播、跨国结盟、跨国互相借力的思想体系。过去几十年，西方主流精英常把自由国际主义视为几乎没有替代方案的道路；现在，民族文明主义正在对这种确定性提出挑战。
特朗普和普京并不完全相同。美国和俄罗斯有不同历史、不同制度、不同利益，二人的性格和政策也差异很大。但在反对全球主义、反对干涉内政、反对身份政治过度扩张、反对削弱民族国家主权方面，他们有明显共鸣。美俄都不满于当前全球政治、经济与文化秩序，都反对普世主义、干涉主义、政治正确、多元文化主义和身份政治的过度扩张。这种共鸣并不意味着国家利益上的一致，却足以形成一种精神上的互相理解。
这种合流不是简单的“美国亲俄”或“俄罗斯亲美”。它更多是一种精神上的互相确认。彼此都认为，真正威胁国家根基的，不只是外部敌人，更是内部精英、跨国资本、文化解构和传统共同体的衰弱。
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特朗普和普京相继访华，不只是两场外交活动，也像是民族文明主义的两个世界级领袖面对中国这一社会主义国家时的一次集中亮相。
意识形态冲突对西方国际关系史的影响
很多人容易把意识形态理解为一国国内的事情。其实，任何真正有生命力的意识形态，天然都有跨国性。社会主义曾经有自己的国际组织、政党网络和跨国动员。西方中左翼和中右翼政党长期也有各自的国际联盟、基金会、智库和媒体网络。民族文明主义今天的扩散，也符合这个规律。
美国国际关系学者约翰·欧文在《世界政治中的观念冲突》中长期研究思想如何塑造国际关系。他把近五百年来欧洲和世界的许多战争、制度变迁和大国干预，放在跨国意识形态网络的背景下解释。欧文认为，国家并不只是争夺土地和资源，也经常围绕什么制度、什么秩序、什么生活方式更正当而斗争；跨国思想网络会连接不同国家内部的政治力量，使一个国家内部的政治斗争具有国际意义。这个判断很适合用来理解今天西方内部的思想撕裂。
欧文还提醒我们，所谓跨国思想冲突并不是空洞概念。16至17世纪的欧洲，有天主教与新教的冲突；18世纪末到19世纪，有正统主义、革命主义、君主制和共和制的冲突；20世纪则有自由主义、法西斯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冲突。相关研究还统计，自16世纪以来，国家使用武力推动他国内部制度改变并不少见，而且往往在跨国意识形态紧张和国际安全压力同时上升时最为密集。
这对理解今天很有启发。冷战结束后，很多人以为意识形态大冲突已经过去，世界只剩下经济全球化、技术竞争和国家利益。但过去十几年说明，观念并没有退场，只是换了一种方式回来了。今天西方内部自由主义与民族文明主义之间的冲突，可以被看作历史上跨国思想斗争模式的又一次出现。不同的是，这一次冲突首先发生在西方内部，而不是简单发生在西方和非西方之间。
这也是为什么今天谈国际关系，不能只看国家间的力量对比，还要看思想之间的亲疏。国家与国家之间可能有利益冲突，但思想上却彼此接近；国家之间可能同属一个联盟，但内部政治力量却站在彼此敌对的思想阵营中。美国和俄罗斯就是一个典型例子。从国家利益看，美俄矛盾深厚；但从民族文明主义视角看，美国共和党内部相当一部分人对普京式俄罗斯的态度，已经不同于冷战时期的反俄本能。美俄关系近年的解冻，不仅与战略算计有关，也与特朗普主义和普京主义之间的价值观共鸣有关。
因此，今天的世界至少有两层合纵连横：一层是国家之间围绕资源、安全、市场和地缘位置展开的现实合纵连横；另一层是自由主义、民族文明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的思想合纵连横。这两层有时相互强化，有时互相抵消。只看国家利益，会把问题看窄，只看意识形态，又会把问题看空。今天的大国关系，恰恰是在这两条线交叉处展开的。
今天不能再笼统地说“西方”和“美国”
冷战结束后，西方曾经是一个相对清晰的概念。它大体指自由主义阵营国家。这个西方有共同的制度语言、共同的价值叙事、共同的联盟体系，也有共同的全球化议程。福山的“历史终结论”之所以一度流行，正是因为很多西方精英相信，自由市场和议会民主已经赢得最终胜利，其他文明最终也会向这一模式靠拢。
但今天再笼统地说西方，已经不太准确。西方至少已经分裂成两个部分：一个仍然相信自由国际主义，支持欧盟一体化和开放社会；另一个则越来越强调民族国家、边界、传统价值、宗教认同和文明自保。甚至，如果说美国，也要说明是哪一个美国。特朗普大体只能代表美国的一半，民主党和拜登也大体只能代表另一半。美国不再是一个完整的思想共同体，而是两个互相争夺国家定义权的政治共同体。
这就意味着，过去几十年中国与美国交往的方式，在今天已经不完全适用了。过去我们主要采取一种“精英本位”的对美交往方式，更多同华盛顿主流政治力量和各类精英群体打交道。在自由国际主义一统西方的大背景下，这种方式有它的合理性，也确实推动两国人民相互理解。但今天美国社会的权力结构、舆论结构和身份结构都在变。如果中国仍然采取传统交往方式，不仅难以触及美国另一半社会，甚至很可能产生反作用。
欧洲也一样。德国选择党、法国国民联盟、英国改革党以及其他更激进的新兴右翼力量，都在不同程度上反映这种变化。德国选择党在东部萨克森—安哈尔特州支持率已经达到高位，有可能首次争取州长职位；法国国民联盟政治继承人巴尔代拉被不少民调视为2027年总统选举的重要竞争者；英国改革党则在2026年地方选举中取得突出表现。未来一两年，欧洲一些国家的民族文明主义势力大概率继续上升，不排除个别国家的传统主流政党失去权力，或者不得不与新兴右翼力量重新分配政治空间。
马斯克在这个过程中扮演了很有象征性的角色，他不仅是一个商人，而且在全世界到处推动民族文明主义。他大力资助欧洲民族主义政党，并且用社交媒体平台打击欧洲建制政党，这是非常清楚的。2025年1月，马斯克以视频方式出席德国选择党竞选活动，并称选择党是德国最大的希望。这种支持将美国科技资本、平台流量、资金和欧洲民族文明主义政治连接起来。
2026年5月22日，特朗普在真实社交发帖，配图文字为“你好，格陵兰”。
特朗普重返白宫后，也加快了对欧洲政治的介入。2025年新版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猛烈批评欧洲，称欧洲面临文明抹除风险，并鼓励美国支持欧洲内部的民族主义力量。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警告美国不要干预欧洲内部事务，德国总理默茨则表示欧洲必须减少对美国的依赖。美国与欧洲之间，不再只是盟友之间的政策分歧，而是已经出现了关于欧洲未来道路的思想分歧。
当然，民族文明主义的扩张并非一路顺风。意大利梅洛尼虽然来自右翼阵营，但在多数安全和对欧议题上仍不敢脱离欧盟主线。匈牙利更具有象征意义。欧尔班曾被许多美国共和党人视为理想样板，大量美国民族文明主义者去匈牙利考察，试图借鉴其媒体、教育、移民和家庭政策经验。但2026年4月，尽管有美国副总统万斯的现场站台，欧尔班还是输掉了大选。
这说明，西方的民族文明主义处在上升期，但并非必然胜利。它有真实社会基础，也有明显政治短板；它能动员不满，却未必能稳定执政；它能反对旧秩序，却未必能提出完整的新秩序。正因为如此，今天的西方更像一个内部斗争中的大空间，而不是一个方向一致的共同体。中国同这个西方打交道，也不能再沿用过去的单一渠道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