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六 3月9日——我接到正式命令，前往上海、南京、北平及中国战区其他地点，开展战犯调查与证据收集工作。”
“星期二 4月2日——上午11时20分抵达南京。”
“星期五 5月3日——东京审判首次开庭。被告席上的人显得一派落魄，像是一群微不足道的失败者。”
……
1946年抵达东京时，首批调查南京大屠杀的国际检察局成员、美国副检察官大卫·纳尔逊·萨顿，成为整个起诉链条中的关键一环。
这位来自美国弗吉尼亚州的51岁律师，在被紧急征召调查日军暴行后，发现日方已系统性地销毁了作战日志，还对相关证人进行威胁恐吓。事态紧迫，他随即争分夺秒展开取证工作。
1946年3月至4月，在中国检察官向哲濬及秘书裘劭恒的安排陪同下，萨顿的足迹遍布上海、北平、重庆和南京，走访了官员、传教士、医护人员及南京大屠杀幸存者，搜集了大批一手证词、统计资料和照片档案。
同年6月，萨顿再次到南京寻找出庭证人，最终带领十余位中外证人赴东京出庭作证，同时带回美国驻南京大使馆有关日军暴行的档案，为这场世纪审判提交了关键证据。
审判任务期间，萨顿写下6本私人笔记，详细记述了他亲赴中国搜集南京大屠杀、毒品贸易和对华经济侵略、日军细菌战证据的全过程。
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即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之际，今年5月，这6本泛黄的原始日志，以及一份关于南京大屠杀的调查报告，从大洋彼岸辗转来到中国，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首次向公众亮相。
6月10日，香港《南华早报》指出，这批档案对外公布之际，正值美国总统特朗普开启对华重要访问的前夕；与此同时，中方呼吁铭记东京审判的历史经验，以此警示日本当下企图歪曲、弱化相关历史的行为。
国家记忆与国际和平研究院研究员杨夏鸣教授二十年来持续搜寻萨顿的相关资料。他盛赞这批档案的历史意义，以及萨顿为异国人民伸张正义的执着追求。
他在南京举办的活动上说，“当你阅读这些日记时，你能真切感受到检方团队的高效行动和他们做出的巨大个人牺牲。”
萨顿
寻得萨顿日记，看似是个意外，但又或许是冥冥之中自有天意。
根据央视新闻、人民日报等报道，这批珍贵史料，由捐赠者邹德怀于2025年11月，从美国一家专营军事文物的网站拍卖得来。
作为亲历东京审判的检察官，萨顿亲笔日记首次对外披露，此前从未在中文世界见诸记载，是南京大屠杀档案史档案的重大发现。
这些法庭卷宗之外的一手亲历记录，以第一视角完整记录了证据获取、证人甄选、控罪整理等关键过程，也饱含萨顿对日军侵华暴行的强烈震撼与对战争的深刻思考。
与人们熟知的《拉贝日记》《马吉影像》等不同，萨顿日志有其特殊性。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馆长周峰说：“如果说前者是从保护者、目击者、受害者视角记录的历史，那么萨顿日志则提供了从国际司法调查者视角的完整记录，它的独特之处，就在于这是‘执法者’与‘求证者’的第一视角。”
他进一步补充，这份日志填补了两块关键的历史拼图：一是取证的过程，二是未被采纳或未被充分使用的罪行线索，“萨顿的原始记录，为研究东京审判的局限性，以及日本军国主义更广泛的罪行，提供了极为宝贵的线索。”
根据在中国的实地调查，萨顿构建起了审判日军侵略罪行的“证据长城”。
他在日记里披露了侵华日军的大规模屠杀罪行，1946年4月7日的一篇日记中写道，“今日探访当地一座年久失修、曾在战火中被炸毁的中国基督教教堂，随后前往长江边一处执行大规模屠杀的地点。据称，日军曾在此使用机枪处决6000名中国人，原址上的一座工厂建筑亦已被彻底焚毁。”
日记中还写道，日军不仅允许鸦片与毒品在占领区流通交易，更通过扶植伪政权加以纵容和鼓励，将鸦片贸易作为伪政权的财政收入来源，削弱并摧毁中国人民的健康与抵抗意志。
“这种未经修饰、直击现场的记录，具有任何二手文献都无法比拟的冲击力和说服力”，周峰表示。
萨顿日记中记载侵华日军曾在长江边使用机枪处决6000名中国人。新华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