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个变乱交织的时代，中国与欧盟的关系能否健康发展，不仅关系着双方人民的福祉，也是世界确定性的重要来源。然而，近年来中欧关系在贸易摩擦、意识形态和中美战略博弈的多重因素影响下面临挑战。如何扩大交流和理解，克服当前的障碍推动中欧合作继续向前发展？这是从政府到学术界都在努力沟通与探索的话题。
近期，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教授、《逸语道破》主讲人沈逸老师在观察者网与到访中国的欧盟议员翁德热伊·多斯塔尔展开了一场对话，双方从学术交流、欧盟面临的政治与产业发展问题、如何在国与国之间开展务实合作等方面进行了深入交流。
多斯塔尔作为欧盟议员，近年来多次访问中国，参加了“九三阅兵”并开设了自己的小红书账号，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增进中欧之间的彼此了解。在对话中他表示：“欧盟并不是一个联邦国家，它不是‘欧洲合众国’。中国完全可以直接与比利时、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等成员国开展合作”，但以冯德莱恩、卡拉斯为代表的欧盟领导人主导了欧盟的政治议程，试图将欧洲变成一个“超级大国”，其导致的经济和政治后果正在逐步显现。
沈逸在对话中表达了作为学者推动两国学术和民间交流的愿望，同时表达了对于欧洲局势的看法：欧盟正处于十字路口，是采取务实平衡的策略还是坚持冷战思维，不同的选择将会决定未来欧洲的命运。
沈逸：很高兴见到您，多斯塔尔博士。欢迎来到观察者网——上海乃至中国最具影响力的媒体平台和智库机构之一。我想这应该是您第一次来到上海吧，您对这座城市的印象如何？
翁德热伊·多斯塔尔：是的，确实如此。上海给我的感觉太棒了。仅从人口规模来看，这座城市就大约相当于我整个国家的两倍半，这里充满了机会。刚才我们与复旦大学全球公共政策研究院的教授们讨论了如何促进贸易、加强合作关系的问题。我认为这是一个巨大的机遇，因为中国乃至整个亚洲正在经历的经济发展是非常卓越的，而我们不应该错过这样的发展机遇。我本人来自一个医学世家，现在从事的工作也与医疗卫生领域有关。今天我们参观了医学院的新校区。那里非常现代化，令人印象深刻，实验室条件也十分出色。
沈逸：在中国，我们一直非常关注中欧关系。当然，北京与布鲁塞尔之间的关系也是大家关心的话题之一。遗憾的是，近年来这段关系的发展并没有像许多人期待的那样顺利。在您看来，目前中欧关系面临的主要挑战是什么？双方又应该如何克服这些障碍，推动中欧合作继续向前发展？
翁德热伊·多斯塔尔：首先，我认为欧洲需要先做好自己的功课。两年前欧洲议会选举之后，乌尔苏拉·冯德莱恩（编者注：现任欧盟委员会主席）和卡娅·卡拉斯（编者注：现任欧盟委员会副主席兼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等人实际上主导了欧盟的政治议程。
但当时的国际形势与今天截然不同。几乎没有人能够预料到如今美国与欧洲之间会出现如此明显的分歧。当时，“跨大西洋共同体”的叙事仍然非常强势。
我出生于社会主义时期的捷克斯洛伐克。后来，在我大约十一岁的时候，我们国家开始全面转向西方。即便如此，我仍然认为捷克共和国应该是一个立足中欧、面向世界各方开展合作与贸易的国家，而不是只与某一个阵营绑定。然而，对于许多西欧政治精英来说，他们的思维方式长期以来都带有浓厚的“西方中心主义”色彩。而现在，这种西方中心主义的世界观受到了巨大的冲击。
当地时间2026年6月9日，比利时布鲁塞尔，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宣布已向各成员国提交了第21轮对俄罗斯制裁措施，主要涉及能源、金融、渔业等领域。
今天欧盟面临一个根本性问题：它是应该继续等待特朗普时代过去，希望未来再出现一个类似拜登政府的美国，并恢复旧有秩序？还是应该采取更加理性的战略，与世界各方开展合作，通过和平与合作实现共同繁荣？
沈逸：我曾多次访问德国和匈牙利。我注意到一个现象：在中国与欧洲关系问题上，欧盟层面和成员国层面的理解往往并不完全一致。在您看来，中国能够在多大程度上推动布鲁塞尔采取更加务实的态度来发展双边关系？
从中国的角度来看，我们已经向欧洲提供了包括投资安排和贸易合作在内的各种经济合作框架。但布鲁塞尔内部似乎有一些人并不愿意优先推进这些合作，而是倾向于把经济合作与其他政治议题挂钩。
与此同时，中国一直努力以务实方式推动贸易和投资便利化。但在新能源汽车等领域，由于中国企业具有较强竞争优势，欧盟似乎越来越倾向于采取保护主义措施——关税以及各种非关税壁垒正在被用来保护欧洲本土产业。
您长期在欧洲政治体系内部工作。从您的观察来看，中国是否还有机会说服欧洲采取更加理性的态度？
中国商务部已经发出了相当明确的信号：如果欧盟继续使用所谓的新政策工具来限制中国的贸易和投资，那么中国未来也可能采取相应反制措施。
翁德热伊·多斯塔尔：我希望事情不会发展到那个地步。
不过在回答之前，我认为我们必须区分“欧洲”和“布鲁塞尔”。布鲁塞尔是一座非常开放、国际化程度很高的城市。比利时本身也非常欢迎国际商业活动，而首相巴特·德韦弗也是一位务实而理性的政治家。但欧盟并不是一个联邦国家，它不是“欧洲合众国”。中国完全可以直接与比利时、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等成员国开展合作，而且事实上已经在这样做。
目前的困难主要来自欧盟机构的领导层。许多人担心，卡娅·卡拉斯以及她周围的一些人正在试图扮演一种超出欧盟创始条约授权范围的角色。某种程度上，他们似乎把自己当成一个超级大国的领导者，而欧盟原本并不是按照这种模式设计的。
我相信，随着这种政策开始损害欧洲的繁荣与增长，政治上的反弹迟早会出现。而这种经济损害事实上已经在德国等国家显现出来。
比利时布鲁塞尔，欧盟委员会总部入口。
与此同时，我也看到了积极信号。例如中国接待了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德国经济部长近期也访问了中国。据我所知，这些访问都取得了不错的成果。我认为中国发出的加强合作信号正在欧洲获得回应，中欧关系将逐步改善。
还有一个重要问题。很多人问，为什么欧洲如此迫切地想保护汽车工业？答案很简单：很大一部分问题其实是欧洲自己造成的。
首先，欧洲在能源政策上犯了一系列严重错误。德国关闭核电站，在我看来是一个重大失误。与此同时，欧盟又通过气候政策逐步淘汰煤电。结果就是，欧洲失去了核能，又正在失去煤炭能源，并越来越依赖天然气。随后，欧洲又主动削减了来自俄罗斯的天然气供应。如今我们只能购买价格昂贵的进口能源，特别是液化天然气。
新能源的发展非常重要，但现阶段仍然无法稳定支撑大规模工业生产。当能源价格不断上升时，工业竞争力自然下降。这正是欧洲当前困境的重要根源之一。
环保组织绿色和平活动人士在欧盟总部外举行抗议，反对欧洲依赖从美国和俄罗斯进口天然气。
第二个问题来自监管政策。
欧洲决策者不断向汽车制造商提出越来越多的要求。汽车企业一再警告说，过度监管会导致汽车价格上涨、竞争力下降。而布鲁塞尔的回应基本上是：“没关系，我们会提供补贴，同时让传统燃油车逐渐失去竞争优势。”
于是汽车企业按照这一政策方向进行了大量投资。但最终，这套战略并没有达到预期效果。许多欧洲电动车价格过高，也没有满足消费者需求。就在此时，中国新能源汽车进入了市场。
中国电动车性能优秀、工程水平高，而且价格具有竞争力。中国企业取得优势，并不是因为德国工程师突然不会造车了。真正的问题在于，欧盟制定的许多监管要求本身并不合理。
因此，把责任全部归咎于欧洲汽车企业是不公平的。消费者并不需要昂贵而落后的产品。他们需要价格合理、技术先进的产品。而这恰恰是中国企业目前具备优势的地方。
捷克是一个汽车制造国家。过去，当我们的汽车工业相对落后时，德国企业向我们进行了投资和技术转移。这种合作帮助我们完成了产业升级。今天我们面临类似情况。如果中国企业掌握领先技术，那么我们完全应该开放合作，包括技术转移。当然，这需要公平合理的规则。我们希望获得投资、本地化生产、本地就业以及长期产业发展。但我相信，一个互利共赢的解决方案完全是可以实现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