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中欧经贸摩擦逐渐增多，欧盟频频对华释出强硬发言，“中欧贸易战”一说更是甚嚣尘上。
6月18日，恰逢欧盟峰会期间，中国商务部在例行发布会上就该问题回应称，商务部副部长凌激本月初曾奔赴欧盟总部，与欧方代表举行会谈；欧方表示，贸易战不是欧盟对华政策目标，对中欧开展建设性对华保持积极态度。同时我们看到，今年以来，德国、西班牙等欧洲国家务实的对华政策也支持了欧盟这一目标。
尽管欧方否认“贸易战”，但5月以来，欧盟在钢铁、网络数据安全、对中企增加关税限制或加入风险名单的举措，层出不断。同时，欧洲媒体也大肆炒作“中国冲击2.0”叙事。
欧洲对华经贸关系改善的空间有多大？欧洲企业界究竟怎么想？6月19日，德国联邦经济发展和对外贸易协会 （BWA）主席米夏埃尔·舒曼（Michael Schumann）与《思想者茶座》连线，透露了欧洲内部和企业界务实派的声音，同时对“中欧贸易战”叙事进行反驳。作为一位来过中国一百多次、常年致力于中德经贸合作的专家，他警告欧洲方面，对华“去风险”、“中国冲击”叙事的危险性。
6月19日，米夏埃尔·舒曼（Michael Schumann）与观察者网《思想者茶座》连线
“欧洲对华政策并非由美国主导”
观察者网：七国集团（G7）峰会刚刚结束，外界看到“去风险”似乎是西方特别是欧洲的统一立场，但集团内部其实分歧巨大。美国正在筑起“小院高墙”，可以说是系统性地推动与中国经济的脱钩断链；虽然今年5月以来有些许变化，但中美之间的壁垒依然存在。相比之下，德、法、西等一些欧洲国家表现出了灵活性。据您观察，在与德国政界、欧盟决策者及企业家的交流中，在欧洲承受美国压力的背景下，德国和欧洲企业真实的处境如何？他们是否在全球布局中悄悄保持一种平衡？
米夏埃尔·舒曼：首先，您提到各方似乎都同意欧洲正在对华“去风险”。尽管媒体和官方表态常这么说，但我建议对此叙事保持审慎。如果您深入观察欧盟复杂的现实，正如您所言，局面其实是多元且复杂的。
欧洲并非单一国家，欧盟有27个成员国，各自拥有不同的经济结构、历史背景和敏感议题。因此，达成一个统一的欧洲对华立场从来都不是易事。我不认为欧洲的视角只有“风险”，对许多欧洲国家而言，情况远非如此。“机遇”同样是欧洲对华认知的一部分。
当然，我们确实面临贸易失衡的问题。欧洲正感受到竞争力流失的压力，以及中国优质产品持续涌入的市场冲击。从数据看，2025年欧盟对华贸易逆差约3600亿欧元；今年第一季度，累计逆差已接近980亿美元。这是历史上首次出现所有27个欧盟成员国都对华呈贸易逆差的情况。这些数字无法忽视，欧洲各国经济和政界切实感受到了压力，迫于选民诉求，政治家们必须做出反应。
6月18-19日欧盟峰会期间，对华策略也是会议议题之一。Michael Kappeler
但我也想强调，欧洲的对华政策并非由美国主导，我也不认为欧洲必须在中美之间选边站队。
关于几年前法国提出的“欧洲战略自主”概念，我与政客、企业家交流后的看法是：这并非一个现实的目标。坦白说，追求完全的战略自主是一种幻觉。欧洲既无法脱离美国，也无法脱离中国。我们的经济、科技、供应链和安全架构已深度交织。
欧洲真正需要的，也是我们一直在倡导的，我称之为“战略中立”。这不是绥靖，而是意味着欧洲必须具备界定自身利益的能力，避免被卷入阵营对抗的逻辑。
这意味着在实际操作层面，欧洲应当基于共同利益与美国开展合作，同时也要与中国保持合作。这种合作服务于欧洲的繁荣与财政收入。我们不应简单地照搬他国政策。以德国现状为例，中国对德国而言并非单纯的贸易伙伴——双方产业已形成全方位深度联结，无论是汽车制造、电子元件、机械设备、电池生产还是食品科技等领域皆是如此。
因此我认为，欧洲的应对之策应当明确立足于自身利益，保持开放的经济视野，同时兼收并蓄各方意见。
欧盟内部有鹰派也有鸽派，很多人鼓励引进更多中国投资
观察者网：但是回顾过去两年，欧盟针对中国的贸易防御政策正步步紧逼。即便不看更早的，仅看今年5月以来，欧盟宣称要进一步升级其经济安全战略，推出高风险企业黑名单，听起来像是一轮新的贸易战。在媒体上也充斥着“中欧贸易战将至”的讨论。您提到，这两天，欧盟峰会也在商讨对华经贸问题。您认为未来几个月欧盟对华政策会更强硬吗？从德企的真实声音来看，这种日益高涨的防御性政策，究竟是在保护欧洲的长期利益，还是在切断欧洲赖以生存的全球供应链、削弱欧洲自身的竞争力并阻碍绿色转型？
米夏埃尔·舒曼：感谢这个问题。也谢谢您开篇提到了关于“贸易战”的媒体报道。我想稍后或许可以探讨一下描述欧中关系时的用词，因为我不认为贸易战一触即发，也不认为这是唯一选项。
是的，您说得对，欧盟确实在加强其贸易防御工具，而任何举措大概率都会引发反制。但我希望双方能找到避免贸易战的路径，因为这对中国经济、欧洲经济乃至中欧民众都没有好处。
我想让中国观众了解的是，欧洲的工业能力正在被侵蚀。以德国为例，我们正在失去工业生产力和大量就业岗位。每一位负责任的政治家都认同，必须采取行动保护工业能力，因为关键工业一旦消失，极难重建。我们需要保障就业，现状不能再持续下去了。
当然，中国现在处于非常强势的地位。中国企业已经成熟，创新力极强，产品极具竞争力。欧洲需要争取时间来重建我们的竞争力。
我不喜欢的一点是，欧洲这边的辩论往往一边倒。我们不能责怪中国公司搞创新。德国乃至欧洲工业岗位流失的压力，原因不全在中国，甚至主要不在中国，而在我们自己。
2月26日，德国总理默茨在杭州宇树科技观看机器人写“福”字。新华社记者 翁忻旸 摄
以德国为例，能源成本高企、数字基础设施薄弱、官僚主义繁琐、审批流程缓慢、投资不足以及治理不善——仅仅是因为治理不善和对新技术犹豫不决。德国总理访华回国后也表达了同样的观点：我们不应将中国当作逃避自身“家庭作业”的借口。相反，我们应该向中国学习，优化政策和治理，重振经济。
所以，一项好的欧洲政策必须双管齐下。我们需要在合理且敏感的框架下保护我们的产业，避免滑向保护主义。关税可以争取一些时间，但正如我们在美国看到的那样——关税不会创造创新，不会解决能源危机，也不会让我们更快更好地建厂。
我们需要的是一种更平衡的方式：在某种程度上包含有针对性的贸易防御措施，但避免广泛的地缘政治保护主义。同时，应该鼓励中国企业赴欧投资设厂、创造就业。
中国经济的崛起，除了勤劳的人民，很大程度上归功于明智的政策——吸引外资并将其融入自身工业发展，借此建立能力。我认为欧洲应有足够的自信效仿这一点：邀请中国企业在欧洲的规则下投资生产、创造就业、帮助欧洲建设更好的产能。事实上，我也听到了很多支持这一方向的呼声。
欧盟内部有鹰派也有鸽派，讨论是多面的。媒体头条往往过度渲染冲突，但很多人主张鼓励更多中国投资，让欧洲受益于中国的创新，毕竟这些创新将塑造未来。
德企希望留在中国，加强韧性，他们绝不会退场
观察者网：是的。您可能与企业家交流更多，他们对双边关系的未来似乎比政客更为乐观。像德国大众这样的品牌，在中国大街小巷随处可见，仍在加大在华投资，巴斯夫也是如此。但德国有大量“隐形冠军”中小企业，在地缘政治压力下，它们有可能缺乏抵御全球供应链脱钩的韧性。研究显示，约60%的德国中小企业在华设有工厂。作为德国工业联合会的前主席，您如何看待这两类企业——巨头与中小企业——的真实处境？在政策不确定性下，它们是如何保护自身在华利益的？
米夏埃尔·舒曼：公众舆论常被负面头条左右，但如果与企业交谈，你会得到截然不同的画面。没人说生意更好做了，在中国竞争对许多德企来说确实更难了。但回想去年年底中国德国商会（AHK）的商业信心调查，约93%的在华德企没有撤离计划。那是2025年底的数据，超过一半（53%）计划增资。
2025年12月2日，中国德国商会《商业信心调查报告2025/2026》发布会 中国德国商会
情况一直如此。我们之前提到上一届德国政府的“中国战略”非常不幸，但经济数据表明，德国企业根本没跟着这个战略走。所谓德国商界准备大规模撤离中国的说法，根本不成立。局势确实变难了，这点大家都承认。
正如您区分的那样，大型跨国公司和成千上万的家庭式中小企业（即德国“隐形冠军”）处境不同。大众、西门子这类巨头资源雄厚，有能力建立复杂的架构，实现生产本地化和供应链多元化，并通过专业团队管理政治风险。对他们而言，中国太重要了，绝不会离开，而是在适应。
但对于中小企业，情况则微妙得多。比如汽车零部件供应商，很多高度专业化，深度融入中国生产网络，但也感受到竞争加剧。他们无法轻易将生产转移到其他国家，因为那会导致效率损失和高昂成本。他们必须变得更敏捷、灵活和创新。他们也没有计划离开中国，如果能活下来，就能从中国创新生态中获益。
我们看到这些中型企业正在做的四种应对：进一步本地化，特别是投资本地研发、采购和管理，实现快速决策。
更有趣的是溢出效应：德国企业在华机构产生的新理念、新创新和更快的流程，反过来影响了本土的生产。因此，身处中国不仅是生产基地，更是一个能重塑整体配置的“创新实验室”。我们也看到企业向东南亚、印度或东欧选择性多元化，但这并非为了取代中国。这是叠加效应。你不能把中国市场和其他市场相提并论。虽然你可能听到一些政治言论，但从基础设施等数据看，转移并不容易，甚至是错误的。
我认为他们在风险控制上更加谨慎。因为自今年1月以来，全球局势变得更加复杂、危险和不可预测。但总体来看，从我交谈过的德企反馈来看，他们希望留在中国，希望增强韧性，但绝不会退场。我想告诉他们，对待中国不应只有恐惧，也不应毫无策略。
这不仅仅是看着深圳的顶尖科技就盲目乐观。这是一个艰难、复杂、苛刻的市场，不应天真地介入，而应带着良好的战略介入。总体而言，我没看到任何一家德企想要彻底放弃中国市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