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年前，美国学者弗朗西斯·福山出于对西方民主制度的绝对自信，说出了那句“历史终结论”。这些年来，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这样的提法背后的不准确性，而背后的大趋势就是因为中国的崛起。
在东方卫视6月22日播出的《这就是中国》节目中，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院长张维为教授和观察者网创始总编辑金仲伟先生，围绕“历史终结论”展开新一轮深度研讨，细致剖析了这一辩论背后东西方两套知识体系的逻辑本质。
这就是中国第337期
张维为演讲
今年5月17日，恰逢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十周年，我有幸参会，并以政治学领域代表的身份现场发言。习近平总书记在会上深刻指出“当代中国正经历着我国历史上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也正在进行着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这种前无古人的伟大实践，必将给理论创造、学术繁荣提供强大动力和广阔空间。”
近日，习近平总书记又提出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这使我想起了最近网上广为流传的一段视频，“历史终结论”的提出者弗朗西斯·福山罕见地公开承认中国模式走强、美国模式走衰。他在一档播客节目中表示，“中国开创了一个非常了不起的制度体系，他们成功地掌握了新技术，创新能力很强，创造出许多曾被我们认为做不到的东西。反观民主，特别是美式民主，今天看上去正走向分崩离析”。
许多网民也提到2011年6月27日，我与福山进行的那场关于中国模式的辩论。他们把我的观点归纳为“阿拉伯之春将变阿拉伯之冬”“民粹主义将毁掉西方民主”“美国政治制度若不改革，可能会选出比小布什更糟糕的领导人”“世界文化不会趋同”“历史终结论的终结”等五个政治预测，并指出“现在回头看全应验了”！
确实，时间是最好的裁判。其实这些年来，福山沿着“历史终结论”的思路，始终固守“民主vs专制”这一粗陋的二元分析范式，导致他对新冠疫情应对、乌克兰冲突走向、特朗普—哈里斯竞选等重大事件的判断连连失误。我们对这些事件的判断要比他准确得多。
福山著名著作，《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
然而，福山迄今还是坚持他所表述的“历史终结论”，是黑格尔“绝对精神”意义上的“终结”，即自由民主制度代表了绝对精神之最终形态，至此历史便终结了。把历史归为一种绝对精神的自我演化，无视物质生产、经济基础、阶级博弈等历史发展的动力，这种唯心史观应该是福山政治判断屡屡失误的主因。当然，他部分承认中国模式的成功，还是值得肯定的。
实际上，我们当时辩论的时候，他早已完成了“历史终结论”的理论建构，我基本完成了“文明型国家”理论建构，这也是我对中国道路底层逻辑和知识体系的一种初步建构。在这个意义上，这场辩论其实也是两种知识体系的正面碰撞。下面我以这五个政治预测为例来概述一下。
一、“阿拉伯之春将变阿拉伯之冬”。他与我辩论的背景是“阿拉伯之春”爆发，从突尼斯迅速蔓延到埃及、叙利亚、也门等许多阿拉伯国家。西方国家像打了鸡血一样，为西方民主模式降临到了阿拉伯世界欢呼，福山深受鼓舞，似乎这再一次印证了他的“历史终结论”。他推论中国接下来也可能发生自己的“阿拉伯之春”，而我认为中国已是一个绵延数千年从未中断的古老文明，与一个超大型现代国家有机统一于一体的“文明型国家”，它很大程度上实现了对西方模式的超越，因此中国不会发生“阿拉伯之春”。
从知识体系的维度来看，“历史终结论”的底层逻辑是西方中心主义的“政体思维”，即形式决定实质，如西式自由民主制度是“好政体”，它自然能给一个国家带来发展与繁荣。与此相反，文明型国家的底层逻辑是中华文明的“政道思维”，即“道”决定“术”，它优先聚焦“政道”，即民主所要实现的良政善治等目标，并从此出发探索符合自己民情国情的制度安排。
对于外来的经验，文明型国家的做法是有选择的借鉴，从而减少“水土不服”。基于我本人对中东地区的多次实地考察，我认为“阿拉伯之春”的起因主要是该地区的经济凋敝与就业危机，照搬西方模式必然带来“水土不服”，它不仅解决不了这些危机，还会火上浇油，导致覆水难收。果真，“阿拉伯之春”很快变成了腥风血雨的“阿拉伯之冬”，其产生的恶劣影响延续至今。
二、“民粹主义将毁掉西方民主”。我看衰西方民主制度的主因是认为它无法解决“低智商的民粹主义”。福山当时是这样回应的：“对于美国这么一个非常成熟的民主国家，人民有言论自由，有评论自由，所以从长期角度来看，人们最终还会做出正确的抉择”。
我回应说“你很乐观，认为美国会汲取经验教训，不被民粹主义左右，但我自己觉得随着新社交媒体的出现，民粹主义会越来越严重，这是一个大趋势。一个国家也好，一个社会也好，垮起来是很快的事情，不是简单的体制问题”。换言之，我是用文明型国家的“政道思维”反驳他的“政体思维”，认为仅凭一套政体就能包治百病，本身就是天方夜谭。
文明型国家知识体系强调治国理政首先需要厘清“民意”与“民心”的差别。“民心”代表全体人民整体与长远的利益，“民意”则多指社会大众的短期情绪或诉求。“民意”也许契合“民心”，也可能与“民心”相悖。中国人说“民意如流水，民心大于天”“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这些都是中华文明长期积淀而成的政治智慧。
换言之，文明型国家的特点是“民心治国”，而西方票选民主的特点是“民意治国”，这势必造成短期主义、民粹思潮、社会撕裂。当下西方政治领袖普遍素养下滑、国家治理水平下行、整体国运走衰等都说明了这一点。
三、“美国政治制度若不改革，可能会选出比小布什更糟糕的领导人”。在文明型国家知识体系中，“选贤任能”是治国理政的起码要求，卓越的国家治理必然要有德才兼备的优秀人才。
“历史终结论”始终回避人才选拔这一核心命题，片面笃定即便执政者能力不足，这种所谓“最不坏的制度”也能自行纠错、扭转困局。这种“政体原教旨主义”“民主原教旨主义”，就像“市场原教旨主义”一样，给多少国家带来了一场又一场灾难，也是美国今天诸多危机的根源所在。
我当时对福山直言：你过于乐观了，小布什执政期间施政失当，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2008年金融海啸等一系列重大危机重创美国国力。我还指出，美国现行政治体制成型于前工业时代，倘若不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美国极有可能选出比小布什还糟糕的国家领导人，美国还将一路走弱。
但福山固执己见，认为即便美国治理失序，尚有像德国这样的欧洲国家作为范本，执意认定西方制度仍然是无可替代的最优模式。长久以来，西方这种“政体思维”下的“制度万能论”，认为即便执政者庸碌无为，民主政体依旧能平稳运行。然而，伴随中国模式的崛起作为对照，一国执政者格局低下、能力匮乏，其国运必将随着执政者的水平一同沉沦。
四、“世界文化不会趋同”。福山认为世界文化会随着现代化建设，向西方文化趋同。“历史终结论”本质上是带有强烈西方中心主义色彩的线性历史观，即全世界在制度、经济、文化乃至政治价值观上最终都会殊途同归，变成西方文明的翻版。
我当时是这样回应的：“一个民族的文化精髓是不会改变的，也不应该改变，否则世界就变得非常枯燥了”，像中国这样的文明型国家，具有延绵数千年的强势文化，美国文化怎么同化得了？我说美国文化更像麦当劳文化，中国文化更像八大菜系文化，前者不可能征服后者，而是后者收编前者的问题。
不久前，美国福克斯电视台首席主播杰西·沃特斯也犯了福山式的认知错误。特朗普访华之后，他在节目中宣称：北京虽繁华，但无处不在的麦当劳等美国快餐品牌，可视为美国在海外的超级“殖民地”。这种观点与福山的文化趋同论类似，本质上是对非西方文明的无知与轻视。
事实上，中国容纳成千上万家麦当劳，恰恰是文化自信的体现。背后支撑这份自信的，是八大菜系所代表的文明级别的餐饮体系：它足够丰富、包容，能坦然将美式快餐视为多元餐饮生态的点缀，使其融入中国餐饮百花园。
张维为老师与福山先生的辩论
从知识体系的维度审视，文明型国家具有“百国之和”的鲜明特质，其文化的深度、广度与厚度，远非一般民族国家所能比拟。基于此，文明型国家主张：文明本质上是多元的，不同文明之间应彼此尊重、交流互鉴，实现和而不同、美美与共。因此，我们必须坚定捍卫人类文明的多样性，以此为基础推动世界的和平与发展。
五、“历史终结论的终结”。历史终结论的知识体系源于唯心史观，认为西方式自由民主代表人类精神的终点和人类历史最高阶段。文明型国家的知识体系源于唯物史观，认为历史由物质实践推动，而非精神走向自我终点；文明多元、新矛盾、新问题、新生产方式总在不断涌现，历史不会终结，制度永远在迭代，在这个意义上“文明型国家”是一种比“民族国家”更高的国家形态。
我还特别指出西式民主制度在人类漫长历史中不过昙花一现，根源根植于其与生俱来的制度基因缺陷。所以不可能是历史的终结，而只能是“历史终结论的终结”。我还特别强调，从文明型国家发展进程来看，中国还处在自己崛起的初级阶段，更精彩的故事还在后面。
我刚才简要回顾了当年与福山的辩论，概述了“历史终结论”与“文明型国家”两种知识体系上的一些正面碰撞。15年过去，两者孰优孰劣，孰对孰错，不言自明。其实，作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探索，文明型国家在国家理论、制度理论、民主理论、政党理论等诸多领域，都对西方主流论述形成了颠覆性突破与范式性转变，已经动摇了西方话语对中国的主流叙事，为中国道路、中国模式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初步建构起一套经得起国际比较的底层逻辑与知识体系。
就国家理论而言，它实现了从“民族国家”到“文明型国家”的范式转变；在制度理论方面，实现了从“政体”到“政道”的范式转变；在民主理论层面，从“民主/专制”范式到“良政/劣政”的范式转变；在政党理论方面，从西方“部分利益党”到中国“整体利益党”叙事的范式转变。文明型国家理论也经受住了过去十多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实践检验，已成为当今世界的主流政治话语之一。
由此出发，我认为我们国家的自主知识体系的建设须尽快从“应然”的泛泛议论走向“实然”的扎实实践，我们理论界需尽快行动起来，彻底摆脱空对空、花架子、文本循环、西方中心主义等沉疴陋习，以真正的原创研究，直面并回答真实的、具体的一个个“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从而不辜负这个伟大的国家和伟大的时代对中国学人的期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