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恐惧症”（China fear syndrome），这不是欧美新近才患上的病，只是最近病得越来越严重。用网友的调侃来说：不提中国都不会说话了。
2026年5月，就在特朗普访华期间，美国外交关系协会的旗舰刊物《Foreign Affairs》罕见地同时刊发了三篇长文，作者分别是爱德华·费什曼、杰克·沙利文和罗伯特·莱特希泽，这三位分别代表了美国经济战略、国家安全和贸易政策领域的核心智囊。
三篇文章虽各有侧重，却共同构筑了一套系统化的对华经济战略框架：费什曼提出“恶减理论”，试图精准识别并压制中国的战略弱点；沙利文将科技竞争锁定为中美博弈的决定性战场，升级了以联盟体系围堵中国的“小院高墙”战略；莱特希泽则试图为这套遏制战略搭建一套可执行的全球经济规则体系。
这三篇文章的集中发表，应该不仅仅是学术观点的巧合汇合，它所传递的一个清晰信号，是美国对华政策的新战略共识已经形成，其核心逻辑已经从“改变中国”转向了“遏制中国”。用文章中的话说，这是一场从“情绪化对抗”到“理性化遏制”的升级。
这套实际上意图封堵中国的战略，显然表达的是美国的战略自私，它有可能成功吗？
美国对华政策背后不变的权力逻辑
三篇文章所呈现的，表面上看是一套精密的经济战方法论，但其底层逻辑并不新鲜。费什曼、沙利文和莱特希泽所做的，不过是用21世纪的语言，重新包装了一个自1945年以来从未改变过的美国战略信条：维持全球权力优势，并消除任何可能挑战这一优势的潜在对手。
理解这一点，需要回到一个更长的历史脉络。
把时针拨回到1972年，当时时任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中美关系开始走向正常化；到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美国对华开放市场、实施技术合作、展开人文交流，中国被纳入美国主导的全球化进程。这段“中美友好”时期，被很多人视为美国对华“善意”的体现。
然而，情感叙事的背后，隐藏的是冷峻的权力政治逻辑。上世纪70年代，美国之所以愿意向中国伸出橄榄枝，根本原因不在于“对华友好”，而在于需要借助中国的力量来应对苏联的战略竞争。里根政府在上世纪80年代一边向中国开放合作，一边发起“星球大战”计划全面压制苏联，这两者本质上服务于同一个目标：赢得冷战，巩固美国的全球霸权。
罗纳德·里根和他的战略导弹防御计划（俗称“星球大战”计划）登上《时代》杂志封面。 《时代》杂志
冷战结束后，美国一度成为“新罗马帝国”，其权力优势达到了顶峰。在那段时期，继续接纳中国加入全球化体系，是符合美国的利益的，因为中国提供了廉价劳动力、广阔市场和可观的资本回报，而美国则牢牢掌控着技术、金融和规则的主导权。全球化在那个阶段对美国来说，是一场收益丰厚的棋局。
但美国的战略精英们恐怕没有想到，全球化的深入发展有其自身逻辑。当源自美国的跨国公司大举全球投资、其利益纷纷与海外市场关联时，它们与“母国”美国的利益相关性也大大弱化，资本与政治（国家）由早期的协同共进转变到后来资本利益与国家利益的背离，也使美国人对全球化的思潮出现了由拥护到反对的转变。
同时，当中国的制造业产值超过美国、德国、日本的总和，中国在5G、人工智能、新能源等领域开始与美国并跑甚至领跑，以及中国从全球化的参与者逐渐成长为规则塑造者时，全球化给大国位势带来的变化，已偏离美国推动这一轮全球化的初衷。
也正是基于此，近年来美国从全球化的推动者，变成了“逆全球化”的发起者；从接纳中国加入体系，转向推动与中国“脱钩断链”。从以往的“中美友好”到今天的“中美竞争”，主导中美关系逆转的，乃是同一套权力逻辑在不同历史阶段的自然延伸，所想达成的都是维持“美国第一”的权力优势。
费什曼的“恶减理论”将这一逻辑推到了极端，他将经济相互依赖视为可以武器化的工具，将供应链转化为战略博弈的筹码，将关税、金融基础设施、关键技术全部纳入打压对手的武器库。沙利文则将科技竞争定义为“无限期马拉松”，其“小院高墙”战略的核心不是帮助美国变得更好，而是确保中国不会变得更好，用他自己的话说：“管制的真正目的不是阻止中国拥有芯片产业，而是延缓中国的崛起速度。”莱特希泽则直言不讳地宣告战后自由贸易体系的“谎言”本质，试图以“协调式碎片化”重构一个排除中国的全球经济秩序。
这三篇文章所呈现的，是当前美国战略精英阶层对“如何维持霸权”这一问题的系统性回答。在这个回答中，中国不是合作伙伴，而是必须被遏制的战略竞争者；全球化不是共同繁荣的平台，而是可以被武器化的战场；规则不是公共产品，而是服务于美国利益的工具。
英国也曾试图封堵美国，但失败了
美国今天的战略设计师们似乎忘记了，他们自己的国家，曾经就是被封堵的对象。18世纪末至19世纪中叶，刚刚独立的美国从一个农业国向工业国艰难转型。而当时的全球工业霸主英国，发动了一场系统性的、极其严苛的“技术封锁战”。其手段之周密、法律之严厉，丝毫不亚于今天美国对中国的所谓“小院高墙”。
英国封堵美国的第一道防线，是立法。1774年，英国议会通过法案，禁止纺织机械图纸、模型和零部件出口；1781年、1785年法案进一步将蒸汽机、机床等纳入管制；1799年又规定，任何人将机器或设计图运往海外，将被处以相当于普通工人20年收入的罚款，并判处12个月徒刑。这些法律不仅针对实物，还禁止英国人向外国人传授机械知识。美国驻英领事曾抱怨：“伦敦的技工学校甚至不允许美国学生旁听基础力学课程。”
第二道防线，是人才封锁。英国政府清楚地知道，机器可以仿制，但熟练工匠的经验难以替代。1785年《技工法》规定，任何纺织、钢铁、煤炭等行业的工匠若试图移居美洲，必须获得枢密院特别许可，违者将被剥夺公民权，所有财产归国王所有。1803年，英国议会又通过了《旅客法》，进一步阻止工匠和产业工人移居美国。英国在主要港口部署特工，检查出境旅客的行李和职业背景，仅1790-1810年间，利物浦港就拦截了超过300名疑似前往美国的技工。
第三道防线，是经济与军事压制。英国对美国半成品和制成品征收歧视性关税，同时向美国大量倾销棉纺织品，其价格甚至低于美国本土生产原料的成本，这被英国商界称为“用机器摧毁美国手工工场的战略”。英国还利用《航海条例》限制美国商船贸易，并在拿破仑战争期间大规模拦截美国商船、强行征用美国水手。1812年战争中，英国海军对美国海岸进行全面封锁，甚至攻入华盛顿，焚烧了国会大厦和总统府。
英军在1812年战争中纵火焚烧美国华盛顿国会大厦。
英国当年针对美国的封堵不可谓不严密、不狠厉。然而，这些措施最终不仅未能扼杀美国工业，反而催生了美国独特的创新体系。
面对英国的严密封堵，美国采取了一套主动反击的策略。
第一，技术间谍与逆向工程。美国政府将“获取欧洲先进技术”视为国家发展的必要手段。1790年，第一任财政部长汉密尔顿在《关于制造业的报告》中明确提出，政府应奖励引入外国机械和技工的行为。此后，美国驻英、法、荷兰等国的领事官员被赋予一项秘密任务：收集工业情报，购买最新机器图纸，招募愿意移民的技术人员，甚至直接盗窃工业样品。
最著名的案例是塞缪尔·斯莱特事件。斯莱特（Samuel Slater）是英国德比郡一家大型棉纺厂的学徒和监工，对当时最先进的水力纺纱机了如指掌。1789年，他使用化名并化装成农场工人，避开英国特工的监视，登上开往纽约的轮船。抵达美国后，他仅凭记忆复制出英国的先进纺纱机，在罗德岛州建立了美国第一座成功运行的水力棉纺厂。这座工厂标志着美国工业革命的真正开端，杰斐逊总统曾评价：“斯莱特从英国带来的技术，比十个将军取得的胜利都更加宝贵。”
类似的还有弗朗西斯·卡伯特·洛厄尔（Francis Cabot Lowell），他在1810—1812年间以“游客”身份多次访问英国曼彻斯特的纺织工厂，暗中默记了动力织布机的结构。回国后，他设计出美国本土的第一台动力织布机，建立起拥有纺纱、织造全流程的“沃尔瑟姆体系”，使美国棉纺织业首次能够与英国产品直接竞争。
第二，制度创新。1793年美国出台《专利法》规定，申请人不必证明其发明是“原创”的，只要声称自己是“第一个将某项技术引入美国的人”，即可获得专利权。这在客观上为从英国“进口”技术提供了法律保护。历史学家指出，美国早期专利中至少有三分之一是直接仿制或改进自英国技术。同时，美国在1816年和1828年两次大幅提高工业制成品关税，为本土工厂创造了生存空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