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7月17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上海举行的世界人工智能大会（WAIC）上发表主旨演讲，阐述了一套以开放、包容、人类控制和共同繁荣为核心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愿景。他在讲话中强调以人为本的人工智能发展路径，反对技术垄断和数字鸿沟，避免历史上的不公以新的形式重演。
习近平宣布了一系列具体举措：未来五年为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个数字和人工智能研修名额；与东盟、非盟、金砖国家、上海合作组织等国际组织建立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向30个国家推广中国人工智能气象预警系统“妈祖”（MAZU）。他还特别提到，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WAICO）已在上海成立。
这一时刻标志着全球人工智能格局中一次关键性的对比。一边是中国正将自己定位为我此前所说的、与全球南方站在一起的“伟大的赋能型大国”，并推动协作式、开源式的赋能模式；另一边则是美国正在优先考虑专利技术控制、国家安全例外主义，并将追求通用人工智能视为一项西方文明工程。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听取介绍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 联合国官网
对这两种路线的选择，将决定世界能否摆脱由美国主导、依靠技术租金和跨境利益攫取维系霸权的秩序，转向一种适应信息时代、呼应传统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中主权自主与互不干涉原则的多极数字主权秩序。
以高成本、安全风险、低主权和熵增压力为特征的美国技术栈，正在遭遇系统性极限；与此同时，中国的开源理念、软硬件协同优化、能源优势以及能力建设举措，则提供了一条切实可行的替代路径。
全球南方面临着一个明确的选择：是通过可获取、具有主权属性的人工智能获得赋能，还是被锁定在一种成本高昂、带有榨取性质并进一步加剧不平等的模式之中。同样，全球北方的普通民众也必须面对一项“选择”，否则当他们意识到这一问题对于本国社会和经济的影响时，可能就已经太迟。
技术殖民主义：美国式霸权与技术地租模式
美国的人工智能范式，体现了塞德里克·迪朗和雅尼斯·瓦鲁法基斯所描述的“技术封建主义”在全球范围内的延伸，我将其称为技术殖民主义。在这种模式下，OpenAI、谷歌、英伟达等少数公司通过专有系统、数据垄断以及对关键基础设施的控制获取经济租金。数据、算力和人才等高价值要素，被从外围地区抽取到核心地区，而技术依赖则被用来强制推行政治站队，这与历史上的殖民主义极为相似。
JD·万斯2025年在欧洲的言论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要么接受“美国人工智能秩序”，要么什么都没有。
这种立场与“黑暗启蒙”相关人物的思想相呼应，他们将通用人工智能描绘成一种近乎神学式的追求。这种追求优先考虑前沿模型的规模扩张和投机性的技术突破，而不是立足现实、能够实际部署的应用。然而，这也催生了“美国特色人工智能悖论”：巨量资本涌入超大规模数据中心和人工智能模型，却几乎没有带来可以衡量的投资回报。例如麻省理工学院的调查显示，95%的企业没有获得任何回报；与此同时，能源消耗、基础设施压力和投机泡沫却不断推动系统熵增。
2025年2月11日，美国副总统万斯在巴黎大皇宫举行的人工智能峰会上发表讲话，警告欧洲要接受并支持美国对AI的轻监管路线。 AP-Michel Euler
受人工智能需求牵引，美国数据中心的电力需求正在激增，但其电网面临严重制约。美国能源部部长克里斯·赖特提出，未来五年新增100吉瓦稳定电力容量。但考虑到美国输电设施审批周期需要7至10年以上、中国占据供应主导地位的变压器交付周期长达2至5年，以及熟练劳动力缺口以及监管障碍，这一目标不过是“海市蜃楼”。
而且这些问题会在美国造成“荷兰病”，人工智能争夺电力、水资源和设备，推高成本，并掏空其他产业。批发电价已经大幅上涨，而低收入家庭和社区首当其冲。
中国的系统性优势进一步放大了这种非对称格局。在国内一些关键产业重镇，工业电价已低至每千瓦时0.04美元左右，仅为美国平均约0.12美元水平的三分之一。加之从底层硬件到上层应用的垂直协同优化，中国能以更低的单位Token成本实现人工智能推理，部署节奏也远比美国同行迅捷。模拟芯片和类脑芯片的突破，更让工业规模的边缘智能得以用远低于传统方案的总体拥有成本规模化落地，从而在成本端构建起难以复制的“护城河”。
与此形成尖锐对照的是，美国技术栈深陷封闭生态的泥潭。英伟达CUDA平台的垄断性主导，牢牢锁死下游用户，形成事实上的供应商锁定。这种高成本、高风险的运转模式，把使用者直接暴露在供应链断裂、恶意后门和域外管辖的多重阴影之下。不论是美国单边制裁的大棒，还是美国企业动辄对数据无约束的访问，都让所谓的“技术安全”沦为一句空谈。对广大“全球南方”国家而言，采纳这样一套技术体系，无异于主动放弃对自身数据、算法乃至关键基础设施的主权。说白了，这就是披着技术外衣的数字新殖民主义。
从哲学层面看，美国对通用人工智能的追求体现了一种傲慢的超越冲动，与以人为本的治理相脱节。习近平的讲话与此形成对照：人工智能必须始终“处于人类控制之下”，通过法律、监测和多边主义管理风险，反对以国家安全为借口无限扩大限制措施。
“黑暗启蒙”哲学及其在美国人工智能计划中的风险
正如我此前所论述的，美国人工智能秩序的底层，还涌动着一股更危险的暗流。“黑暗启蒙”思想正悄然侵蚀部分科技精英的大脑。这股思潮的理论旗手，正是化名“门修斯·莫德巴格”（Mencius Moldbug）的柯蒂斯·亚尔文(Curtis Yarvin）之流，并通过彼得·蒂尔、J.D·万斯以及帕兰蒂尔这类政商实体的关系网，在美国权力圈层中形成共振。
特朗普与彼得·蒂尔
这套哲学毫不掩饰对平等主义民主的厌恶，转而狂热鼓吹等级制、加速主义，以及一种赤裸裸的反平等治理图景。在他们的叙事中，技术，尤其是通用人工智能，不再是普惠繁荣的工具，而成了实现文明支配、精英主权和权力重构的利器。他们的目标，是将权力从民主制度和公共机构中抽离，转移到高度集权的企业—科技威权集团手中。
在这一世界观中，人工智能被定义为一种在生存竞争中取胜的机制：由一小撮自命的先锋决定社会走向，用泛在监控强化国家与企业权力，而民主制衡则被看作阻碍进步的路障。帕兰蒂尔强调将人工智能用于国防、情报和“打赢”，正与这些思潮合流；这类话语体系也对大众政治充满怀疑，转而推崇类似主权者或企业CEO般的治理结构。
我此前已指出，这种思想如何外化为协同运作的影响力攻势。与OpenAI、帕兰蒂尔和安德里森·霍洛维茨关联的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出钱供养网络意见领袖，一边将“美国人工智能”奉为至高存在，一边大肆渲染中国数据风险和就业流失的恐惧。这些操作维系着所谓生存竞赛的叙事，为政府补贴、放松监管和定向采购大开方便之门，同时巧妙地转移了公众对美国自身瓶颈的注意力。
这种转向可能会带来一系列风险：
1.权力集中与问责流失：与黑暗启蒙相近的愿景将精英主导置于分布式主权之上。这有可能固化为技术寡头控制，让人工智能系统服务于狭隘利益，而非赋能广大民众。习近平主席强调人工智能必须始终“处于人类控制之下”，并通过多边共识进行治理。与此形成鲜明对照，这种由狭隘意识形态小圈子所塑造、由算法驱动的决策模式，必然带来不受问责的权力。数据与平台的武器化——正如纽曼与法雷尔所揭示的美国依托光纤、SWIFT和监控构成的“地下帝国”——正在国内外同步延伸，给公民自由和多元主义带来严重威胁。
2.加速主义与生存性危害：追求通用人工智能的背后是一种近乎神学的追求——“人亲手所造之神”。黑暗启蒙式的加速主义无疑为了快速夺取主导权而贬抑安全防护，对其中未经审视的失控风险置之不理。
而好消息是，我们看到习近平主席的讲话着重强调风险意识、预警机制，并反对以泛化的国家安全借口为单边主义张目。我也曾指出这个模式带来的系统熵增趋势：高燃耗模型投资回报堪忧，能源挥霍无度，投机泡沫将前沿炒作置于可用、可部署的智能之上。
3.社会与全球性撕裂：这种意识形态将竞争框定为零和的、文明冲突式的叙事，只会加剧分裂。各种影响力操弄在放大“美国队”式爱国主义的同时，刻意无视美国出口管制如何加速了中国自主技术栈的成形，最终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例如，据报道，英伟达在中国人工智能加速器市场直接面向客户销售的份额已近乎归零，与此同时DeepSeek、通义千问等却突飞猛进）。
对全球南方而言，这呈现出一幅非此即彼的残酷图景：要么从属于一种排他性秩序，要么拥抱更加分布式的替代方案。公平问题则进一步加深了裂痕，据报道，美国数据中心的选址已在将负担转嫁给边缘化社群，折射出更广泛的结构性分配失败。
4.经济和系统性不稳定：美国公司极高的估值（例如OpenAI在预计将出现巨额亏损的情况下寻求超过8500亿美元的估值）是建立在垄断叙事之上的。然而，当成本更低的开放权重模型能够以原有成本的5%至10%实现实际能力相当时，这种叙事便显得极为脆弱。
一旦发生估值修正，冲击可能通过依赖人工智能炒作支撑的市场传导，影响养老金和更广泛的市场信心。我们可以把这种依赖稀缺的高端硬件和能源的冲刺视作“兔子式”冲刺。与之相比，中国“乌龟式”的发展路径更重视效率、协同优化和可及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