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教授石源华谈中国周边外交:不是“朝贡体系”,也不是“国强必霸”

今年以来,中国周边地缘形势复杂多变。美国将“印太司令部”改回旧称“太平洋司令部”,表面上似有调整部署、收缩印太战线之举,实则持续加大对华军事施压;与此同时,其盟友日本与菲律宾借《互惠准入协定》生效之机,试图推进所谓“三海联动”策略,对中国周边安全构成新的挑衅。

面对这一新态势,中国外交如何有效应对?周边安全格局又将如何演变?近日,观察者网就此对话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特聘教授石源华。

石教授深耕周边关系与周边外交研究数十年,今年出版新著,在国内首次系统提出“中国周边学”理论框架。在该视角下,他不仅深入剖析了周边地缘政治变迁的历史动因,还对当前中国周边外交的大战略实践作出了独到归纳与总结;同时,针对国际舆论中关于“朝贡体系”“国强必霸”等对中国周边外交的歪曲与误解,进行了有力的驳斥与正本清源。

【对话/观察者网 高艳平,整理/高胤颉】

强化周边外交“首要”地位,为什么?

观察者网:石教授,有一个观察——改革开放后相当长一段时间,中国外交目光较多投向对美、对欧的大国关系;但新时代以来,中央明确重申周边外交是“首要”,并提出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的目标。在您看来,为什么在中国综合国力大幅提升的今天,反而要重新强化周边外交的“首要”地位、并把周边命运共同体作为战略目标?这背后主要是安全考量、发展需求,还是全球格局变化使然?

石源华:我觉得最主要的是时代发生了变化,国家的对外政策也发生了变化。中美建交以后,中国的外交曾强调以美国为主,对美外交曾是重中之重。如今的转变说明我们的时代在发生很重要的变化。

首先,我们从“站起来”阶段,进入“富起来、强起来”的阶段,这对整个外交的要求是不一样的。其次,我们对时代的整个看法也变了。在毛泽东时代,我们曾认为革命和战争是时代的基调;而现在,和平与发展是时代的基调,这个变化很大。

回顾新中国成立以后,中美关系一直处于对抗中,美国是中国主要的敌人。到了1970年代中美建交,两国关系逐步发展。这期间,我们为了反对苏联的大国霸权主义,曾在一个时期里跟美国联手。因为当时对中国威胁最大的是苏联社会帝国主义,所以我们把对美外交放在了首位。改革开放以后,世界局势逐步演变,我们加入了新的国际体系,承认并融入了既有的国际秩序。在这样一个背景下,中国周边外交的地位就显著提高了。

时任中国代表团团长石广生在多哈签署中国入世议定书 资料图:新华社

在建国初期,我们不提“周边”,只讲“邻国”,其涵盖的范围仅限于与国相邻或隔海相望的国家,数量也比较少,不像现在所讲的“周边国家”这么广阔。这些变化使得我们要以经济发展为中心,要遵循世界秩序,成为世界秩序的维护者、创新者和发展者。

我个人认为,到2035年中国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之前的阶段,周边始终会处于一个重要的乃至首要的地位。甚至到2050年,把我国建设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强国,研究中国周边外交、研究中国周边学,仍然是一件非常光荣且重要的事,这是为国家进一步发展崛起和强大打造理论支撑的重要工作。

争取“中间国家”的战略要义

观察者网:您在中国周边学的著作中提到,截至2018年,中国已与86个国家和组织建立了伙伴关系,其中33个是周边国家,5种不同的伙伴关系。您提到当今世界已经形成新的“三个世界”新架构,中美各为一级,中间存在很多“中间国家”,能解释一下吗?如何与美国提出的G2概念有所区别?中国争取中间国家、特别是周边中间国家的战略要义是什么?

石源华:“中间国家”这个概念,在新中国的历史上一直都有,但是它所指的范围在不断变化。在冷战时代,毛泽东提出美苏是两极。在这两极之间,中间国家指两部分:一部分是跟在美国后面的整个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以西欧、日本为主体;另一部分是其他的亚非拉国家,周边国家也在这个范围里。

到了70年代,毛泽东根据新的世界形势提出了“三个世界”理论。第一世界是苏联和美国两个超级大国;以中国为首的广大亚非拉国家是第三世界;第二世界则变成了以西欧、日本以及加拿大等国家为主体。

1974年2月,毛泽东会见赞比亚总统卡翁达时,首次提出“三个世界”划分的战略思想 新华社

我们今天讲的“中间国家”,概念是不一样的。它指的是在中国和美国两个大国之间,存在着一个中间国家群。比起以前,现在中间国家的范围更广,包含的国家更多,且显现的特征也不一样。冷战时期是在美苏之间站队;现在则是在中美之间权衡。有一种说法是,这些中间国家体现出“安全上靠美国,经济上靠中国”的特征。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群体的范围很广。首先是美国的盟国,它们也可能成为中美之间的中间国家,现在已经有很多例子了。比如日本,不排除它在某些问题上,会在中美之间走中间道路,寻找其最大利益。美国和欧洲的盟友国家也一样,不排除他们在中美之间走中间道路,谋求自身的最大利益。反过来,这对中国的周边外交来讲也创造了机会,我们可以利用这些国家的中间国家身份,找到双方利益的契合点来发展关系。

广大的发展中国家、中等发展中国家,比如我国周边的国家,那更是如此了,它们一般都在中美之间寻求本国利益的最大化。另外我们也应看到,在我们的一些友好国家里,比如巴基斯坦是我们的“铁哥们”,俄罗斯现在的立场跟我们非常接近,但在中美存在分歧的某些具体问题上,他们也可能会采取中间国家的立场。如何做好中间国家的工作,争取更多的中间国家站在中国一边,争取中国经济发展的更大利益,这是一个需要从宏观上深入研究的大课题。

至于美国提出的“G2”概念,中国是不赞同的。美国也曾提出要把中国请进G7行列,我们也无意参加。美国的“G2”是从霸权主义的角度出发,企图由两个国家控制世界。而中国的基本立场是以和平共处、以构建命运共同体来处理国家关系,这跟美国是根本不同的。我们不会跟美国合在一起,那容易让人产生同流合污的印象,对中国的国家利益也是不利的。所以,中国不会加入“G2”这样的机制。

观察者网:您刚提的例子很有意思。您认为面对这些中间国家,我们可以利用这种局面,因为他们在以自己国家利益为上时会做出相应的选择。包括日本,您提到它也是站在中间看怎样符合自己的利益,我们也可以反向利用。

石源华:对。他们从本国利益出发,要在两个大国之间寻求双方得益,这是中间国家的基本立场。当然,我们也可能会面临各种各样的问题,比如向中国“敲竹杠”的情况可能会发生。中国就是要正确判断并处理好这些问题,利用这一局面,争取更多的中间国家站在中国这一边,既发展自己,也有利于对方的发展。我们始终强调命运共同体的概念为发展周边国家关系的宗旨。

日本这个国家是美国的盟国,这毫无疑问。但不排除它在某些问题上,也会在中美之间寻找本国的利益,这方面我们已经有具体的例子了。这同样是我们从外交角度可以去把握的一个重要方面。

“中国周边学”:为中国进一步崛起提供理论支撑

观察者网:我们来说说您现提出的“中国周边学”。您在书里面也描述了,大国开始重视自己周边国家的研究。第一个例子是日本,当年在甲午海战之前,他们就对中国进行了大量的研究。我们有时候说哪个国家对中国了解更多,可能是日本。后来还有美国、欧盟,他们也都曾经展开深入研究自己的周边国家。现在我们也开始重视周边国家的研究。您觉得“周边学”研究,是不是一国话语权提升以及国力上升的标志?以上面提到的日本为例,周边学研究其实是为他们的对外侵略服务的,包括美国二战之后,从门罗主义,到研究苏联、中国、日本、西欧和中东等国家,其“美国周边学”研究,服务于管治日本、抗衡苏联、打压中国、掌控欧洲以及全球的战略新需求。那么,中国的周边学研究,跟以往这些国家有什么样的不同?

石源华:我认为任何一个大国或者国家集团,都有自己的周边学,都会重视周边国家问题的研究。我的书里提到日本、美国、欧盟,都是同样的例子。一个国家发展到一定阶段,必然会对周边问题感兴趣,需要研究并制定相关政策,来维护国家利益。从国家发展的前景来看,我们跟他们面临的问题是一样的。中国发展起来了,必定要有一个对待周边国家的总体方针,我们称之为“中国周边学”。

但是,中国研究周边国家的目的和企图,跟欧美、跟西方那些国家是不一样的。中国主张的一个很重要的概念,是要建设和平的国家命运共同体。跟周边国家处好关系,既是发展自己,也是发展对方,使得双方都能得到发展,是有利于双方的。中国的周边学,始终把合作共赢,把对待周边国家的“亲、诚、惠、容”理念放在重要的位置。我们希望通过构建“中国周边学”理论,能够实现中国和周边国家的共同发展、共同强大,从而更好地维护世界和平。

观察者网:很早以前,历史老师推荐我们看美国人写的《菊与刀》了解日本,当年日本就是美国周边体系里被重点观察的对象,世界人民通过美国人的著作去了解日本。而中国,也曾经经历了作为全球历史认识体系里的被观察对象,外国人通过美国、日本人的著作了解中国的过程,比如通过美国人傅高义的著作了解邓小平,通过海外汉学了解中国。那么如今的“中国周边学”,是否也包含了让海外通过中国本土研究了解中国的目标?譬如说,石老师关于中国周边关系的著作,成为海外了解中国的一种重要参考,而不是海外世界仍然通过美国和日本的著作来了解中国?

石源华:这是自然的。譬如你刚才讲的《菊与刀》,是美国人观察日本的著作,比较客观,直到现在还发挥着重要影响。而我们现在对周边国家的研究,目前还存在碎片化的现象,重视程度还不够。

我们对周边大国的研究还好一点,但特别是对中国周边的中小国家,研究是非常弱的,甚至这些国家的小语种人才也比较缺乏。所以我们提出“中国周边学”这个概念,就是希望国家要重视这一块。不仅要重视大国研究,还要重视中小国家的研究,每个国家都有它特殊的情况,以及跟我们国家特殊的联系。另外,对整个周边国家的宏观研究、整体研究,现在也是非常缺乏的,需求非常巨大。

而且我们现在还没有培养出这样一支力量,把这个研究群体组织起来,开展方方面面的研究,使之能够更好地为中国的现代化、为中国发展成为真正的世界一流国家发挥作用。我觉得这是我们研究“中国周边学”的一个重要目的。也就是说,我们要为中国的强大和进一步崛起,打造坚实的理论支撑。

观察者网:就好像是,比如过个一二十年,海外如果想了解越南,可能会通过我们中国某个学者写的一本著名著作来了解,类似于《菊与刀》这样。

石源华:会的,现在有很多人正在很努力地做这个工作。国家和我们的出版基金也都有投入。对于那些大家以前不怎么起眼、不太注意的领域,现在都有专门的立项,国家是大力支持这种研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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