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3年初春，塞纳河畔的细雨像丝线一样飘着，左岸一家并不显眼的中餐馆却座无虚席。老板身形清瘦，说一口地道法语，客人们唤他“唐先生”。谁也不会想到，这位远渡重洋的华侨商人，二十多年前曾在上海滩的影戏院里做过男主角，更在战火间隙以笔为刃，暗中向党组织输送着情报。
他原名马季良，1914年生于江苏。六岁那年，失去父亲，被伯父收养。江南书香门第的家风，让少年熟读古文，也爱上了戏剧与电影。1932年，东北沦陷的消息传来，校园里风声鹤唳，他却在黑板报上写下激烈的檄文，一夜之间与同学成了“问题青年”。为了避开地方警察的盯梢，他转道上海，考进了当时极具西化气息的圣约翰大学，白天读英美文学，夜里给左翼刊物撰稿，签名“唐纳”，意为“唐人皆可捍卫家园”。
上海的霓虹灯下，电影圈如火如荼。唐纳外形俊秀，被导演看中，参演了两部抗战题材电 影，还替《申报·自由谈》写影评。银幕上他是爱国学生，报纸里他针砭时弊。1936年，他在一次救亡演讲后接触到了党的文化工作者，从此走上了另一条道路——公开的是文化青年的热血形象，暗处却是秘密联络员的敏捷身手。
抗战全面爆发后，上海进入孤岛时期。多方势力并存，报馆成了最灵敏的神经。唐纳先在一家国民党旗下报纸任英文主笔，用拐弯抹角的社论传播抗战信息。文章太“红”，不久即遭警告。他干脆跳槽到《文汇报》，与鲁迅先生的夫人许广平合作，一边主持副刊，一边给香港党组织传递情报。有人劝他收敛，他只笑说：“字里行间也能打仗。”语气淡淡，却从不松懈。
1946年南京谈判流产，局势重回刀光火雨。此时的唐纳已受命归入时任上海工委书记潘汉年的麾下。秘密会议里，两人握手结拜，生死与共。1948年春，内战临近决战阶段，组织决定让他“离开风头最紧的地方，到远处布一张网”。于是，唐纳先赴香港，挂名为《文汇报》顾问，不久又持假护照绕道旧金山，最终在法国巴黎落脚。
刚到巴黎，他口袋里仅剩几枚法郎。通过妻子陈润琼的父亲——一位在蒋介石身边当过外交官的老人——他租下一间小铺，挂起“东方小聚”的招牌，主打炸春卷和酸辣汤。客人里有侨领、有记者，也有来往于巴黎和台北的政界人士。唐纳总是笑脸迎人，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却从不让人窥见半点锋芒。夜深人静时，他把白天听来的只言片语逐条记下，通过隐蔽渠道寄往远东。
这样的日子一过就是30年。外人眼里，他不过是侨界长袖善舞的“老店东”；实际上，他的“账簿”里记的不只是水电和进货价，还暗藏着某些关键名单、行程与舆情。不得不说，这种把职业与使命合二为一的能力，是那代隐蔽战线工作者的共同本领。
1978年夏天，国内传来讯息：祖国的大门向海外同胞敞开，许多沉潜已久的“老同志”被秘密通知回国。唐纳接到电报时，只对妻子轻声道：“该回去看看了。”9月初，他以探亲名义飞抵香港，再转机至上海。那几天，他住进淮海中路一间僻静的老招待所，谢绝了所有热情的家宴。老友夏其言几次劝他回老宅小聚，都被婉言推辞——谨慎已成本能。
同月下旬，北京来电邀请他赴京。进入钓鱼台那刻，唐纳神情仍显平静。接待室内，叶剑英元帅与罗青长静候已久。短暂寒暄后，叶帅拍拍他的肩：“多年不见，辛苦了。”这一句，外人难解其意，却足以说明组织对他过往贡献的肯定。会谈内容未见诸档案，只留下一张合影，连同归途中那卷未曾冲洗的胶卷，一并密封在档案柜深处。
1985年，他再次回国，这一次带着妻女。依旧是最高规格的保密安排：上海西郊宾馆专车接送，北京则下榻友谊宾馆。老照片里，他静坐院中，看着桂花飘落，神情像极了当年在上海片场候场的沉思，只是鬓角已经花白。
三年后，1988年1月，唐纳因肺癌病逝于巴黎。噩耗传回北京，昔日同道低声相惜。那家叫“东方小聚”的小馆随后悄悄易手，墙上一张褪色的黑白剧照也被摘下，据说至今仍封存在一个旧木盒里。
从江南书生到影坛新星，再到报界锋笔，最后蜗居海外烹制家常小炒，唐纳把自己的人生拆成了数副面具，每一副都像演戏，却每一副都关乎生死。他的故事提醒人们：在烽烟密布的年代，默默无闻或许并非平凡，而是一种更深的担当与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