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振祥，印尼归侨，1936年出生，曾在云南省体委任羽毛球队教练、运动员等职，并协助国家羽毛球队训练工作；1977年起，受国家体委指派，赴墨西哥、尼日利亚、阿根廷等国的国家羽毛球队任教。
口述 | 杨振祥
撰文 | 朱婷 林小宇
圣塞巴斯蒂安位于西班牙北部，与法国接壤，这里的海景风光秀美，以往总是游客如织，现在却变得冷清了。近来，我执教的羽毛球俱乐部也暂停了训练，只能待在家里，从电视上看羽毛球赛。
60年来，为了羽毛球，我辗转多个国家与城市，似乎第一次与球场分离这么长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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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年6月8日，我在哥哥的陪伴下，从印尼中爪哇的日惹，乘车来到三宝垄，在那里独自登上了回国的轮船。
码头上的情景让我震撼，离别时，人们拥抱流泪、依依不舍。之所以如此悲壮，因为大家心里都清楚，这不是普通的远行，此次分离便不知归期。当时印尼政府要求回国的华侨必须签署“永不回印尼”的声明，还要在上面印满10个手指的指印。
可即使这样，我也要回国。我要回国打羽毛球！
离家时父亲已经不在，拜别母亲时，我把打工积攒的一点钱留给了她，仅随身携带简单的衣物。但有一件东西很重要——一封介绍信，信里介绍我是一名成绩优秀的羽毛球运动员，希望中国体育部门接纳我、为祖国效力。
为了实现回国的梦想，我整整等了5年。这5年里，我多次到中国驻印尼大使馆申请回国，但都被拒绝。因为当时已经有很多优秀运动员回国，大使馆担心这会影响中国和印尼关系，所以迟迟未答应。直到了1960年，印尼境内的排华甚嚣尘上，我的回国申请很快被批准，可这时，我已经从19岁变成了24岁。
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是所有印尼华侨刻骨铭心的岁月，尤其是我们这些靠做小生意谋生活的家庭更是艰难。在岌岌可危的时候，祖国派出了轮船接我们回国。那时的人们，感受最深的是，虽然小家没了，但我们身后还有祖国这个大家，因此能回国是最幸福的事。
那时印尼华侨人数众多，也空前团结，大家一同努力，克服困难，安顿难民，捐款捐物……我回国的船票就是日惹茶厂老板曾庆赞捐助的。跟着我训练打球的两个小妹李芳梅、李薇美的妈妈还出面帮我筹款，为我准备了回国过冬需要的衣物和生活用品等。时至今日，这一切依然让我铭记在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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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父母是福建福州人，他们于上世纪20年代来到了印尼，辛苦了近半辈子才有了一家小商店和我们一家7口人。
5个兄弟姐妹中，我排行最小，上面有2个哥哥和2个姐姐，我们轮流做家务，读书空余的时候，还经常与小伙伴们玩耍。
在印尼街边
印尼地处地球的赤道，只有雨季和旱季，每天的天气有如时间的指针般准确，一般到了傍晚，就没有了风，很适合打羽毛球。虽然天然条件良好，但羽毛球这个源自西欧的运动，毕竟是“贵族的游戏”，因此印尼当地很少有人“玩”，多是华侨在从事这项运动。似乎水到渠成一般，我也迷上了它。
那时，我在日惹华侨学校读书，傍晚的时候，就会和同学一起找一块空地打球。在坑坑洼洼的泥地，羽毛球落在地上时，灰尘不断，却一点也不影响我们对这项运动的钟爱。起初，只是喜欢这个运动，但后来就越打越好，开始代表学校队和日惹市参加比赛，有机会认识了陈有福、陈景源、陈景义等高水平的运动员，他们也都是印尼华侨。
1954年，我代表中爪哇省参加全印尼运动会，获得了羽毛球团体冠军，在印尼羽坛初露头角。也许因日惹羽毛球队的水平在印尼“小有名气”，1957年中国羽毛球代表团访问印尼时，特意来到了日惹市，举行了一场“友谊赛”。
1957年，与羽坛巨星王文教（左）合影。
这是我一辈子都不能忘记的比赛，因为来访的中国羽毛球的运动员，如王文教、陈福寿等，都是中国顶尖的运动员，也是当时世界级的运动员。中国羽毛球队的到来，使得整个城市像过节一样热闹。比赛在一座仓库里举行，但来观看的人却有2000多人，把整座仓库挤得满满当当。当时我与王文教对阵，我属于防守型，王文教是进攻型。最终他赢我输，但我的球技给王文教留下深刻印象，他给予了我很高的评价。而我也成为了大家熟悉的“公众人物”，甚至几十年过去了，日惹人还记得那次的比赛，记得我的名字。
羽毛球给予了我这辈子难舍的充实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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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那场比赛，我和中国羽毛球功勋运动员相识相知，结下了深厚的感情。最关键的是他们让我看到了希望，看到了未来的道路。
那时的我，十分羡慕这些原本也是印尼华侨，现在却能代表祖国——中国打球、为祖国做贡献的运动员们。也是从那时起，我的心里也萌发了回国的念头。正好日惹中华总会的负责人也找到我，问我是否愿意回国，为祖国效力。这对于我来讲，真是一件好事，于是我二话没说，就答应了。谁想回国的道路走得并不顺畅。
说实在，那段时间我的心情的确很压抑。父亲去世后，家里的经济陷入困境，为了帮助家里，我只好辍学打工，白天到一家饼干厂当推销员，晚上继续羽毛球训练。
因为是业余训练，根本没有教练帮助，只能靠自己体会和领悟。日子这样一天天过去，作为运动员的黄金岁月就这样一点点消失。
1997年，在印尼与2位哥哥还有嫂嫂合影，而今他们已经离开了人世。
与家境好的人相比，我能打羽毛球实属不易。小时候，每次出去打球，我只能带一只球，羽毛球不是很贵，却是哥哥姐姐们辛苦攒钱买来的。羽毛球拍更是如此，我总怕不小心把木头框架的球拍折断。整个少年时期，我甚至没有一双好球鞋，只能光着脚在砂石地上打球。
但只要到场上，一拿起球拍，就可以马上到了忘我的状态。以右手执拍，紧紧不放，目光注视着前方，等待球的到来。
……
1960年6月8日，我以同样渴望的目光，等到了“芝万宜号”轮船。耳边响起回荡的歌声“五星红旗迎风飘扬，胜利的歌声多么嘹亮”……
我登上了船，它载着我们这群回归的青年，一路向北乘风破浪，即使遇到风浪，颠簸起伏，也不顾一切奔向远方。我们是那个时代的年轻人、那个时代的爱国华侨。
12月了，西班牙的疫情还在蔓延。羽毛球俱乐部依旧停业中，无法执教。但人不能一直闲着，于是我每天上午11点和晚上8点出门散步，走到无人处时，便摘了口罩透透气。
这几日，西班牙天气极好。这一生在球场时间多，少有这种闲时。但我更愿意忙着，心中没有旁念，只有羽毛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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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年，我抱着此心毫不犹豫从印尼回国，轮船在广州黄埔港靠岸后，港口便有人在问我们，会打羽毛球吗？我带着推荐信，心无旁骛，来到了福建。这里是父亲的故乡，亲人们多在福清，已多年没有联系过。
我从小就在印尼的中华学校念书，能说普通话，但家中更常用印尼话交流。因此我不会说家乡话，普通话也带着浓重的印尼口音。
刚回国的时候，也曾闹过不少笑话。“母鸡”“公鸡”无法表达，就干脆把“公鸡”形象化，喊作“戴着帽子的鸡”。往北京打工作电话时，对方听不懂，让我讲普通话。我无奈地说，明明已经在讲普通话了呀……至今回想起，依旧让人忍俊不禁。
一家人合照。
60年过去了，我辗转多个国家和城市，始终带着那份印尼口音。幸好它丝毫不影响我的执教工作。
还记得刚到福建时，我便直奔福建省羽毛球队。但是队里已人才济济，有不少实力强、却更年轻的运动员们。当时已经24岁、度过巅峰时期的我思忖再三，主动向组织表示，愿意放弃选手身份，到更需要我的地方去。祖国大地一片净土，只要有需要羽毛球的地方，就是我停留之处。
1个月后，我乘坐火车到了江西。12月中旬，又离开了南昌，经过20多个小时的车程到达贵阳，然后又乘坐长途汽车中转绥靖，最终抵达昆明。
云南省地处西南边陲，和多国接壤，经常要和南亚国家交流体育，因此国家非常重视。云南省体委当时已有4男4女组成的羽毛球队，都是归侨，却缺少一个专业的教练。我到任之后，既当教练又当队员，还时常去学校普及羽毛球运动，选拔并培养优秀的后备力量。对于从未见过羽毛球的孩子们，我从挥拍开始教，慢慢地终于组建起一支专业的羽毛球队。
一家人在昆明。
昆明是一个美丽的城市，不愧于“春城”的美名。而我们羽毛球队的水平也无愧于党和政府的期望。当时，全国羽毛球水平最高的要属广东队和福建队，且打法各有特色。我们与他们相比虽有一定的差距，但和南亚的国家相比，遥遥领先。一次，缅甸国家队来访，领导要求我每一局都不能让对手拿到超过5分，结果我圆满地完成了任务。
现在大家都知道“乒乓外交”，可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在欧洲城市莫斯科、斯德哥尔摩、马尔默、哥本哈根的羽毛球赛场上，中国的羽毛球队员们也为国家走上国际舞台立过赫赫“战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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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1964届的运动员合照。
1965年10月，一支完全由归侨组成的羽毛球队出征欧洲。在此之前，我们已经打败了当时世界羽坛霸主之一的印尼国家羽毛球队。在羽毛球王国丹麦，中国羽毛球队面对“黄种人会打羽毛球吗”的质疑，稳定发挥，以斐然战绩击败了傲慢的丹麦队。在与丹麦队对决的24战中，大获全胜。最终那次欧洲行，34战无一败绩。汤仙虎更是以15:5和15:0的绝对优势，击败了曾6次蝉联全英锦标赛单打冠军的丹麦名将艾尔兰·科普斯，威震国际羽坛。
纵然因为外交原因，彼时的中国羽毛球队无法参加国际赛事获得冠军，但是经过多番友谊邀请赛，中国羽毛球队以雄厚的实力赫然挺立于国际羽坛之巅，后来更是被国际媒体冠以“无冕之王”称号。
1966年，丹麦羽毛球队为了“一雪前耻”，回访中国，信心满满地希望挽回之前的败绩。为了应对在家门口的比赛，国家体委从各地抽调了精英运动员和教练到广州集训百日。我当时已经在云南执教数年，也被抽调至广州参加集训，并主要负责男女混双的教练工作以及日常事务管理。
上个世纪60年代，正值国家困难时期，各方面的物资供应都非常短缺。但是为了保证体育事业，国家对体工队都有特别的照顾，运动员没有工资，但是食宿有保障；教练员在运动员待遇的基础上，每个月还可以领取一定的工资，可以说基本上生活无忧。
上个世纪60年代，广州集训时合照。
我从心底感谢党和国家。为了替国家减少负担，发放新衣时，我觉得旧的还可以继续穿，就不去领了，把新衣服留给更需要的人。1963年，全国形势略微好转，国家准备提高我的工资，我认为单身一人没有负担，现有的工资已经足够，也未曾做出什么大的贡献，于是打了报告，主动要求维持当时的工资不变。
有时，我还会把省下或多方寻来的粮票默默赠予一同留在云南的其他归侨们，以缓解他们的生活困难。
在广州集训时，贺龙元帅更是亲自接见了众人。在这样的支持下，我们也知晓自己责任重大，日常训练绝不偷懒。说是负责日常管理，其实运动员们又勤奋又自觉，几乎不需要我更多的管理。大家的心情都一样，一定要在家门口把比赛打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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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上个世纪60年代培训的第一批运动员合照。
1966年上半年，广州、北京、上海、武汉……我们与丹麦队进行了多场比赛，运动员不同地点不同，但是结果相同——大胜。
1971年，国家队开始恢复训练，让我去协助工作。当王文教、陈福寿有比赛任务时，国家女队的教练工作就由我暂时负责。后来云南羽毛球队也恢复了，一切都重上了轨道。1972年，参加在北京举行的五项球类运动会，我们老队取得很好的成绩。赵正苹，范宝琴和郑多南获得了全国五项球类羽毛球女子团体比赛第三名的好成绩。回云南后，为了鼓励和发展羽毛球运动，云南省体委修建了一座可以容纳12个球场的体育馆。我也被提升为云南省羽毛球队总教练和体委羽毛球部副主席。
杨振祥与肖杰，肖杰现为北京体育学院教授。
在多年的工作中，云南又向国家队输送了肖杰、张云波2名运动员；在此期间，还给国家体委输送了多名援外教练，其中，董金祥赴尼日利亚和缅甸、郑多南赴马来西亚，我自己也数次受聘外派。
1977年，受国家体委指派，我赴墨西哥教授羽毛球，便开启了“桃李满世界”的另一段羽坛生涯。
杨振祥与中国国家羽毛球队原教练侯加昌（左）。
曾经以为，祖国之大，有羽毛球之处，就有用我之地；而今再看时，原来人生不止于此，世界之大，更遥远的彼岸在呼唤我。
……
只还记得当年贺龙元帅接见众人时，我正在外办事。具体做什么已记不得了。但缺席的遗憾滋味却回味至今。
人生无常，世事难料。2020年以前，怎么也想不到，在科技如此发达的今天，一场疫情搅乱了世界、搅乱了我们的生活。
一样没想到的是，70多年前我第一次握上了羽毛球拍；70多年的时间里，因为它，我从印尼小城日惹来到中国，又走向了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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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7年的一天，国家体委安排我作为羽毛球援外教练前往墨西哥。即使是现在，能代表国家出去，也是一件极其光荣的事情，何况是当年。因此到了墨西哥，我更是全身心投入地做好自己的工作。每天，都与运动员一样在球场训练，一起流汗，一起跑动。这些对我而言是必须的，可在外籍运动员看来，中国教练与别人不大一样。据他们讲，以前的外籍教练多是坐在场地外，很少有下场亲自与他们一同切磋。
外派至墨西哥时
很快，我培训的一批运动员中，有2名成为了墨西哥国家队运动员。为此，墨西哥体育官员在专门举办的告别宴会上表示，希望我代他们向中国政府转达谢意。之后的几年里，我又先后被派往尼日利亚、阿根廷，经历了各种各样的挑战。
直到1987年的一次偶然，我与西班牙定下了缘分。
那一年世界羽毛球锦标赛在北京举行。多国的羽协主席都来到北京。有一天，西班牙的羽协主席贺谢路易斯来到球场，他手拿一份《世界羽毛球杂志》，指着杂志上的一张相片问是不是我。那是我的一篇文章《如何打好羽毛球》，文章旁正好附上了我的一张半身照片。没想到贺谢路易斯看到这篇文章后，就找到了我，想邀请我到西班牙执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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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中国已经改革开放，但我毕竟是体制内的人，要应聘到国外当教练，不是一件简单的事，经过各方的努力，最终我在2年后来到了西班牙，成为了西班牙体育协会里唯一的亚洲人。
羽毛球起源于欧洲，时过境迁，多种社会因素影响下，当羽毛球成为了亚洲普及率最高的球类之一时，却在欧洲逐渐式微。我到西班牙时发现，许多欧洲人都不了解羽毛球，甚至没见过羽毛球。
我巧妙地借鉴了之前的外派经验，在欧洲遇到学员时，迅速找准定位，“对症下药”。欧洲运动员人高马大，力量有余，灵活不足，在比赛中，常常败在亚洲人的拍下，加之欧洲运动员不如亚洲人吃苦，训练成绩提高得很慢。于是我针对性地加强了这方面的训练，充分挖掘出每个人的潜能，严格地磨炼他们的意志。
与卡罗列娜马琳。
马琳是一位西班牙小女孩，我第一次遇到她时，她才10岁，我成为了她的羽毛球启蒙教练。她训练认真刻苦，很快就成为西班牙优秀的羽毛球选手。之后更是成为了西班牙羽毛球界乃至世界羽毛球界的一颗新星，一人拿到了三项世界冠军。看到她取得了非凡的成绩，我心里有一种特别的幸福，至少我没有辜负贺谢路易斯期待，没有辜负西班牙人民对我的信任。2019年，我还收到了西班牙国家体委颁发的一枚奖章，奖励我为西班牙羽毛球事业做出的贡献。
西班牙羽协主席为杨振祥授奖章。
每次遇到马琳，她都会亲切地称呼我“yang”，但她不知道的是，她首次获选进入奥运会比赛时，正好是北京奥运会。纵然心里清楚，她当时的实力还比不上中国运动员，但当她与中国运动员对决时，我的心里依然产生着难以克制的“纠结”与“忐忑”。没想到，还真有人问我，“你希望中国赢，还是西班牙赢？”这或许是我这辈子最难取舍的事情，最难回答的问题。于是我只能“避而不答”，在远远的观众席上，看他们比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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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2001年开始，我受国际羽联的委托，又先后到了巴西、多米尼加、危地马拉以协助拉美国家的羽毛球运动；2010年后，在德国、捷克、卢森堡等国家担任羽毛球教练，其中在德国两次，培训的德国运动员马克，之后成为了欧洲知名的运动员。
2020年的8月份，马克获得了丹麦羽毛球公开赛男女混合双打的冠军。我在电视里看到了这次比赛，这也是我在疫情中，收获的一份“礼物”。
与德国运动员马克。
自己现在年岁已高，岁月不饶人，渐渐淡出了羽毛球的核心地带。但看到自己的学员能取得好成绩，也是一种慰藉和荣幸。越是这样，我越是放不下羽毛球，更愿意发挥自己的余热，为普及羽毛球做更多力所能及的事情。于是从2016年开始，我就在西班牙各地教授羽毛球，希望在西班牙人这份热爱足球的土地上，也播撒下羽毛球的种子。
这是一项没有报酬的工作，更是一项艰苦的工作。因为要去的地方很多，路途很远。从马德里到西班牙南部要七八个钟头的车程，往北部也需六七个小时，很多时间都花在了路上。
普及羽毛球，更多地从基础知识开始，甚至是从如何握拍开始。看着眼前的人们，有时会忽然想起当年的自己。10岁的时候，我第一次拿起羽毛球拍，球拍是木质的，场地是砂石的，我没有胶鞋，只能赤脚打球。因为家庭贫寒，每次每人只能带一粒羽毛球，而一粒球大约只能打十多分钟。当时更没有教练教我打球，如何“握拍”只能自己慢慢体会。
与家人及英国朋友聚会。
时光荏苒。已经记不住自己教过多少外国运动员，但越是到后来，越觉得我的羽毛球事业，不仅关乎体育运动，作为身在海外的华侨，我在努力与世界友好往来；而作为一名老归侨，能为自己的祖国贡献力量，这真是我从内心感到最幸福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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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2020年，我每年都要回两个地方：一是中国，二是印尼。因为这两个地方都是我的家，“回家”是我一定要做的事。
与中国退役职业男子羽毛球运动员熊国宝。
回到中国，也是有两个地方一定要去：一是北京，二是昆明。在昆明，我有了自己的家，妻子也是印尼归侨；两个女儿也在昆明出生，对那里有着很深的感情。到北京则是为了看望羽毛球界的老朋友，王文教、陈福寿等都是我们那个时代的人，见到他们感到格外亲切。
与羽坛名将王文教（中）、侯加昌（右）。
2019年，王文教被授予“人民楷模”国家荣誉称号，这对于我们羽毛球界是极高的荣誉，对于我们归侨而言，也是极高的荣誉，更何况，王文教是我多年的好朋友，我们在印尼日惹比赛时，他代表中国队，我代表印尼中爪哇，那时我们都还年轻。
……
还记得1960年初，我在印尼三宝垄的港口送友人回国，正好遇见了启程回国的侯加昌。他也是印尼华侨羽毛球运动员，也是为报效祖国而回国。他知道我不久也将回国，便对我说：“我们祖国见”。
那是一种回家的感觉，现在依然如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