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诞生于印度，却在传入中国、日本等地后呈现出截然不同的面貌，这种"变脸"背后究竟隐藏着怎样的逻辑？要回答这个问题，不妨先从佛教最初传入中国的那段历史讲起。佛教传入中国的时间可以追溯到汉朝，准确地说是西汉末年。
佛教最初传入中国后，并未广泛流传，直到东汉明帝永平十年，即公元六十七年，情况才发生了转变。据记载，汉明帝夜间做梦，梦见一位金人，身高丈二，脑后有光环，形象十分神奇。
醒来之后，他向大臣询问梦中之人的来历，大臣回答说西方有神，名为佛，皇帝所梦见的正是佛。汉明帝听闻此言非常高兴，随即派遣官员前往西方求取佛经。
使者一行行至今天克什米尔一带，遇到了两位高僧——摄摩腾和竺法兰，便邀请他们来到中国。两位高僧以白马驮载《四十二章经》东来，将佛教正式带入中国。
为了招待这两位高僧，朝廷在洛阳为他们修建了庙宇，并以中国传统的官署名"寺"来命名。"寺"原本是中国官署的称谓，如大理寺、太仆寺、鸿胪寺等，以此命名便有了中国最早的庙宇——白马寺。
因此，白马寺被称为佛教的祖庭，佛教也由此在中国开始传播开来。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的传播尤为热烈，这与其教义有着密切的关系。
佛教认为人生皆苦，众生皆苦，人活在世上有种种痛苦，即所谓的八苦：生、老、病、死，加上爱别离苦、怨憎会苦等。与相爱之人分别是一种苦，不仅指夫妻之间，也包括父母子女；怨恨憎恶他人也是一种苦，因为怨恨他人时自己内心其实也很痛苦。
佛教认为人生就是苦，而要摆脱这种痛苦，就要靠自身的修行，像佛祖那样去修行。从严格意义上讲，佛教是无神论的，它并不认为佛祖是神。
佛祖与常人一样，只不过他已觉悟，所以佛是觉悟的众生，众生是未觉悟的佛。佛经上讲："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但以妄想执着不能证得。
"人本可以获得如来那样的成就，只因妄想执着而无法证得。因此，佛教教人去除妄想、去除执着。
这样一种宗教在社会上普遍提倡忍让，约束自己，最大限度地克制自身的欲望。如果人人都能做到这一点，社会显然会非常和谐。
作为佛教徒，须遵守五戒——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饮酒，这是最基本的五戒；再往上便是十戒。一个佛教徒不可能酒后驾车，不可能撞死他人，因为戒律不允许饮酒。
当然，如果全国都是佛教徒也会带来问题，很多地方财政会受到影响，比如贵州省的财政很大程度上依靠茅台酒，还有依靠五粮液的地方，若不让人饮酒也难以为继。不过佛教至少能使人受到风气的影响，形成一种自我约束。
佛教还认为人是有因果的，无法摆脱因果的束缚。前世之因，今生之果。
如果一个人这辈子特别贫穷，流离失所，苦不堪言，其原因就在于前世造孽，为富不仁，糟蹋粮食，因此这辈子才如此凄惨。若想下辈子不再这般凄惨，这辈子就要好好修行、忍耐，以求往生极乐。
佛教的修行法门非常简单，即便不识字、看不懂佛经也没有关系，只需念佛即可。藏传佛教有转经的方式，汉传佛教则以念佛为主，念佛珠，一日念十万遍"南无阿弥陀佛"，念到自己一心不乱的境界。
据说人临终之时会心生异象，阿弥陀佛与其两位胁侍菩萨——大势至菩萨和观世音菩萨便会前来接引，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进入西方极乐世界后，人便进入涅槃的状态，不生不灭，无来无往。
常人对此难以理解，因为人除了生就是死，怎么会不生不死？这便是涅槃的状态。
到了极乐世界继续修炼，证得罗汉果，再修菩萨道，最后可证佛果。当然，两千五百年来在所谓的娑婆世界中，唯有释迦牟尼一人成佛，其他人尚未证得。
据说释迦牟尼之后便是未来佛弥勒佛，要在释迦牟尼成佛后五十几亿年才会降世，前提是地球那时还存在。这样的教义一经传播，非常符合上上下下的需要。
对于百姓而言，是一种心理慰藉——之所以受苦，是因为上辈子造孽，这辈子苦修便可解脱。对于统治者而言更是求之不得，百姓若都这样想，谁还会去造反？
印度的贫富分化比中国还要严重，但其社会却不像人们担忧的那样动荡。当下之所以反复强调和谐社会，正是因为社会中存在不和谐的因素，才需要如此强调。
印度人之所以社会相对稳定，是因为绝大多数人信奉宗教，如今印度人多信印度教，而佛教正是从印度教发展而来，继承了印度教的许多内容，如三世因果、轮回等观念，都是印度教中原有的。佛教宣传这些教义，得到了上上下下的拥护，于是迅速在中国传播开来。
人们熟知的诗句"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正是描绘全国佛教大发展的景象。佛教的兴盛显然对儒学构成了冲击。
佛教传入中国后，也吸收了中国本土的一些内容，例如如今佛教特别推崇孝道。在印度，释迦牟尼传播佛教时，印度人并没有这样的观念——出家即无家，出家之后还谈何尽孝？
但在中国则不然，出家必须得到父母的同意，父母不同意便不能出家。佛教徒在发愿时有一句话："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
四重恩中就包括父母之恩，此外还有三宝恩（宗教之恩）、国家之恩以及众生（社会）之恩；下济三途苦，指的是地狱、饿鬼、畜生三途。可见，中国佛教吸收了中国儒家的许多内容。
道教在这一时期同样深受儒学的影响。道教在刚刚产生之时是反政府的，黄巾起义便与道教有关，五斗米道等最初以画符治病为形式，实则是反政府的组织。
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道教吸收了儒学的许多内容，转而为统治阶级服务，发挥起了新的作用。佛教在中国的本土化并未止步于吸收儒家孝道，其具体案例更为丰富。
地藏菩萨在印度原本只是地位不高的护法菩萨，并不掌管地狱；南北朝至唐代，中国对其进行了颠覆性重塑，《地藏菩萨本愿经》被认为是唐代僧人结合儒家孝道编撰而成，并无梵文原典，经中新增婆罗门女、光目女救母的故事，将地藏信仰与华夏孝文化深度绑定，地藏菩萨遂被塑造为立下"地狱不空，誓不成佛"誓愿的幽冥教主。
关公本与佛教无关，因其在民间象征忠义，隋代天台宗智者大师将其纳入佛教护法体系，成为伽蓝菩萨，最终位列儒释道三教共尊之神。
观音菩萨在印度原为男相，隋唐以后为便于在女性群体中传播、契合礼教社会，改为女相，宋代又衍生出妙善公主舍手眼救父的传说，使观音彻底本土化，成为消灾、平安、求子、护家无所不能的万能神。藏传佛教则是佛教本土化与政治需要相结合的典型。
西藏地区原信奉苯教，苯教勇猛尚武，服务于部落征战，但其巫师集团与王室产生权力竞争，多神体系不利于中央集权。松赞干布、赤松德赞时期，吐蕃王室引入佛教以制衡苯教、削弱贵族与部落势力。
传播过程中佛教主动吸纳苯教元素，最终形成内核是印度晚期密宗理论、外壳为吐蕃苯教巫术民俗的藏传佛教。日本则呈现出另一种极端形态。
日本自唐代大量引入佛教，早期经"神佛习合"完成第一次本土化。明治维新后，政府认为佛教不利于煽动民族主义，也不利于天皇借神道教强化权威，遂废除佛教国教地位，强制神佛分离，并半强制推动佛教世俗化，允许僧人吃肉、娶妻、经商，寺院变为世袭产业。
今天的日本佛教已无苦修、无鬼神敬畏，高度生活化、职业化、世俗化，更像是一种习俗和组织，而非传统意义上的宗教。可见佛教每到一处便换一副面孔，正是其在不同社会土壤中求生存、谋发展的必然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