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美军发起“愤怒史诗”行动以来，伊朗战争的走向，让美国战略界的部分人士陷入焦虑。美军看上去掌握着制空权，伊朗固然也承受了巨大的损失，但它依然靠技术并不领先的无人机和导弹，和美军打得有来有回，甚至让对方的防空捉襟见肘。
曾几何时，美国精英们津津乐道于对全球“公域”的绝对统治，但伊朗战争的冰冷现实，却让美国智库看向另一种可能。美国外交政策研究所（FPRI）提出了“制装填权”（Command of the Reload）的概念，正在动摇“制公域权”（Command of the Commons），成为现代战争的重要变量。
从制海权、制空权，到制公域权
从构词来看，这些概念无疑可以追溯到美国海军将领马汉在1890年提出的制海权（command of the sea）。
马汉 wiki
此后，随着航空技术的发展，制空权应运而生；到了太空时代，又自然衍生出了制天权（command of the space）。
冷战期间，电子战的重要性逐步显现。在冷战末期的海湾战争中，美国为首的联军以震惊世人的方式摧毁了伊拉克防空力量，并瓦解伊拉克军队。
在战争的余波中，西方军事专家迅速跟进。美国海军中校威廉·卢蒂（Luti）撰文称：正如全面掌控制空权是夺取并守住敌方领土的前提一样，全面的制电磁环境权（command of the electromagnetic environment）也是夺取并守住敌方领空的前提。
澳大利亚莫纳什大学的卡罗·寇普（Carlo Kopp）在探讨澳空军电子战原则的草案中，更是直接以“制电磁权”（Command of the Electromagnetic Spectrum）为题。
2003年，麻省理工学院的著名战略学者巴里·波森（Barry Posen）在《国际安全》杂志上集合其他要素，提出了“制公域权”（Command of the Commons）概念。
巴里·波森 MIT
他认为，美国霸权的军事基础在于其对公海、太空和高空的绝对控制权。制公域权不仅让美军能够利用海洋和空间作为跳板，在几乎没有永久驻军的地方发动突袭，而且其中的制天权使美国能够观测全球陆地表面的状况，并收集海量信息。
美国在冷战期间，在侦察、导航和通信卫星上投入了巨额资金，长期积累已构成了常设基础设施，用于在全球范围内开展军事行动。
据时任美国空军参谋长迈克尔·瑞安将军称，2001年美国在太空拥有100颗军用卫星和150颗商用卫星，几乎占当时所有在轨活跃卫星的一半。据2003年3月美国主导入侵伊拉克时的空中力量指挥官、空军中将T·迈克尔·莫斯利称，有超过50颗卫星为中海、陆、空行动的各个方面提供了支持。
在这样的背景下，波森认为，“无论是陆基还是海基的空中力量，都可以深入内陆打击目标；借助现代精确制导武器，往往能够命中并摧毁这些目标。美军甚至更容易对一个国家的交通通信网络及经济基础设施造成重大破坏。”
另一方面，美军的地面战也变得更为简单，因为对手早已被削弱；同时，美军还拥有可靠的情报、精确的地图，以及对自己实时位置的清晰认知。过去所依赖的火力支援，现在也更充足、反应更迅速、投送更精准，“赋予了地面部队相当大的行动自由”。
在那个时代，波森自豪地宣称，由于美国拥有无与伦比的经济与技术优势，任何国家若想挑战美国对公域的控制，都会在军事对抗中迅速溃败，且极长时间内无法翻身。
他还进一步上升到历史的高度，认为“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政治、经济与技术变革，部分地逆转了19世纪后期陆权相对于海权崛起的趋势——正是这一趋势曾加速侵蚀了英帝国”。
伊朗战争引发的反思：“制装填权”
制公域权无疑是为华盛顿“量身定制”的王冠，波森论文的副标题非常直白——“美国霸权的军事基础”，可以说是专门为美军“辩经”的。
哪怕灰溜溜地撤出阿富汗，依然在投送力量方面，显示出美军来去自由的能力。美国人在那输的是政治仗，好像也没有哪家西方智库，说是制公域权的问题。
直到美军突袭委内瑞拉，公然绑架一国总统，似乎仍在验证着制公域权。
然而短短几个月后，伊朗人的顽强反击让美军手忙脚乱、捉襟见肘。美国智库外交政策研究所（FPRI）在报告中指出：“三十年来，美国的宏大战略一直建立在波森所称的“制公域权”之上……针对伊朗的“愤怒史诗”行动的头96个小时表明，这一范式已经发生转变。现代高端冲突中的决定性因素已不仅仅是防区外打击——而是关于维持这些打击并抵御敌方攻击的工业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