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3日，日本执政党凭借多数席位，在众议院强行通过决议，决定设立国家情报局。接下来该决议将提交参议院审议，力争在本届国会7月会期内完成相关法律手续，使该机构挂牌运作。
国家情报局之上，还设有国家情报会议统筹领导该机构。首相将担任这一会议的议长，其成员包括官房长官、公安委员长、法务大臣、外务大臣、财务大臣、经济产业大臣、国土交通大臣和防卫大臣等内阁主要负责人。
之所以作出这一决定，冠冕堂皇的理由是日本的政府机构都是纵向管理的，各政府部门掌握的情报相互隔绝、互不共享，无法统一管理和应用，因此必须通过设立国家情报局这一机构来改变这一现状，实施一元化管理。
但明眼人都能看出，这不过是日本推进军事扩张、突破战后秩序束缚的又一步棋。
一个被故意“遗漏”的情报机构
迄今为止，日本表面上涉及情报收集和分析活动的政府部门，包括外务省、防卫省、警察厅和公安委员会。过去往往多由日本派驻各国和国际组织的外交官参与情报收集工作。但日本感到没有一个类似美国中央情报局这样的机构来统管这一工作，很难充分发挥作用。
高市早苗近期一直在推进其右翼议程
当今世界，收集和分析各类情报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对高市早苗这一极右翼政客而言，设立该机构，是她全力推动的 “强大日本” 战略的重要一环，也是其长期追求的政治目标。就进一步加强与“五眼联盟”的关系而言，日本也必须设立这样一个机构，否则联盟成员国有充足理由质疑日本的保密能力，从而妨碍日本与这些国家的情报交流。
高市早苗走马上任以来，一系列再军国主义化举措相继出台，遭到了日本国民的强烈反对，她迫切需要这样一个机构来加强对反对政府的国民的钳制。各在野党则认为此举有侵犯国民隐私之嫌，例如对参加抗议集会的公众拍照并将其纳入黑名单等，而高市早苗称此类担忧纯属多余，同时宣称若涉及国家安全问题则另当别论。她强调要尽快让该机构运作起来。在建立国家情报局后，日本特别希望模仿英国军情六处的模式。
实际上，日本政府是有一个部门横向管理所有情报工作的，这就是“内阁情报调查室”，其负责人是“内阁情报官”。该机构根据“内阁官房组织令”第4条成立于1957年，是内阁官房的一个组成部分，原名为“内阁调查室”，后来明确加上了“情报”两个字。
“内阁情报调查室”的定位非常明确，就是收集和分析与内阁所做出的各项决策有关的国内外的情报，提供给首相和相关内阁成员。该机构不仅负责收集与安全、外交和经济等各领域相关的情报，而且负责与各政府部门及外国情报机构的合作。
除了全力收集重要情报外，“内阁情报调查室”更重要的工作是对收集到的情报开展认真详尽的分析和评估，并及时将相关结果报告首相和相关内阁成员。
公安调查厅、警察厅、防卫省情报本部和外务省相关情报部门，均由“内阁情报调查室”实施统一领导。对外其主要关注恐怖主义动向和安全局势，当然也包括外交和国际关系领域，此外还非常注重获取与经济和能源相关的情报。至于国内则主要关注治安和社会动向，以便为内阁做出相关决定提供参考。
吊诡的是，该机构的具体活动大多是非公开的，以致日本在对外介绍本国情报部门时，都会刻意选择性 “遗漏” 这一机构。这么做也许是有什么“难言之隐”吧。
日本谍报计划
回顾历史，日本早在明治维新后不久就开始了其情报工作。在战前以及侵华战争和太平洋战争期间，日本社会各界尤其是军方的情报工作发挥了重大作用。但在战败被美军占领后，美国占领军为了防止日本军国主义东山再起，彻底拆解、取缔日本全部军国主义国家机器，其中当然也包括相关的情报工作部门。
不过战后初期，日本就曾试图恢复类似的机构，但因顾忌此举会勾起外界对日本战前军国主义的联想，最终只得作罢。如今对高市早苗来说，建立这一机构是刻不容缓的大事。
1868年日本通过明治维新建立了近代政府，将“富国强兵”作为三大国策之一。此后，为落地 “强兵” 国策，明治政府全面效仿西方军事制度。尽管现代化刚刚起步，但江户时代末期出现的对外扩张思想就已经死灰复燃了。
当时正是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世界的时代，流行的是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日本想要对外扩张，需要防范的是北面的强邻沙俄，而积弱积贫的中国则成为其拓展所谓“生存空间”的最合适对象。早在1871年，政府要员江藤新平就提出了对华扩张提案，提议派出专门负责调查中国情报的间谍，在收集情报的基础上制定对华战略。
另外，1872年任兵部省第一局长、次年又任负责情报工作的第六局长鸟尾小弥太也认为需要研究中国的军事情况，经过与时任陆军卿的山县有朋沟通，决定开展大规模对华谍报活动，并为此制定了谍报计划。
19世纪末到20世纪上半叶，以著名侵华日军战犯石原莞尔为代表的一大批日本人曾来到中国勘测地形及刺探情报
鸟尾的谍报收集计划着眼于对华作战的基础性资料。作为日本军方最早的对华军事谍报收集计划，其甲、乙、丙三种调查的内容不仅限于军事，还包括与军事密切相关的政治、外交、经济等，对深刻影响军事的兵力部署和地方志也有具体要求，还涉及中国的人心向背和士兵的心理状况。
在这种服务于战争的动机之下，1872年陆军参谋局成立，1873年6月，参谋局改称第六局，负责测绘绘图，搜集整理战史、兵书、政志等各类资料，鸟尾小弥太是首任局长。1878年12月，在陆军卿山县有朋与桂太郎积极推动下，明治政府决定将军政与军令完全分离，参谋局从陆军省中独立出来成立参谋本部，此举标志着日本军队统帅权独立正式制度化。
参谋本部建立后，在对外谍报方面采取的第一个重要举措是强化对中国的谍报活动。参谋本部下设的管西局负责“朝鲜至清国沿岸”，首任管西局局长就是一直主张强化对华谍报的桂太郎，在他领导管西局的六年多时间内，设计了一套严密的谍报制度，制定对华谍报计划，定期向中国派遣大量谍报员。这也奠定了日本对华军事谍报活动的基础。
凭借长期深入开展针对中国的谍报活动，日本才赢得了1894年的甲午战争。事实上，甲午开战之前，不少日本人担心打不赢中国这样一个巨人。可是伊藤博文信心十足，他说一旦真的开战，不过是与中国一两个省份的势力交锋，彼时整个中国早已一盘散沙，不可能拧成一股力量来对抗日本。依靠30年来收集的情报，他对中国的情况已经了然于胸，因此对赢得甲午战争胸有成竹。
其实在甲午战争之前，中国对绝大多数日本人来说都是一个很神秘的国家，而日本人对中国这个邻居一直非常感兴趣。所以甲午战争后，一方面中国被迫打开国门，另一方面日本国力也日渐强盛，海外贸易往来愈发频繁，前往中国的人也越来越多了。其中出于各方面原因来做调查的人很多。以日本外务省为例，其长期深耕中国经济领域情报搜集，核心意图之一便是打通对华商品输出渠道、实现商品倾销，每年都会产出大量翔实的通商调研文书。
而且由于列强迫使中国签订了不平等条约，所以中国长江开放了通商口岸，外国军舰得以自由通航、随意出入；而战前中国的公路和铁路建设非常落后，交通运输在很大程度上依赖长江等内河航道。所以日本对华情报工作非常重视“水路志”，也就是我们的航道志。
日军将长江的情况描述得非常细致，简直到了匪夷所思的地步，什么地方有灯塔，什么地方有渔栅，什么地方有障碍物，都做了记录，对水文变化也详细记录，并且每年都记录。日本军舰在港口停泊之际，有的当地政府会宴请日本军人，这些官兵上岸之后，不仅会上街闲逛，还会去野营拉练，沿途详细记录各地风土人情、地理防务等各类信息，这其实也是一种谍报活动。
另外，每艘军舰上都有军医，各方面记录非常详细，例如当地的流行病、气温等等，这些资料长期积累下来就是非常重要的情报，在战争期间会发挥意想不到的重要作用。
战争期间，侵华日军各部队均须提交给参谋本部报告。这些驻军每年都要提交年度报告，对当地的中国军队进行详细、全面的调查，常年持续摸排，将中国军队的部署情况、综合实力等核心军情调查得非常细致。一旦中国军队开始调动，他们就会向参谋本部提交临时报告。此外，还有参谋本部指定调查项目的定期报告，这是必须完成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