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19日，为期两天的欧盟峰会在比利时布鲁塞尔落下帷幕。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在会后表示，要应对“难以为继的全球经济失衡”，并致力于建立“基于规则和互惠的经济关系”。
尽管欧盟官方声明未点名具体国家，但多家外媒认为，这次峰会晚宴长达两小时的战略讨论核心正是中国，议题包括欧盟应如何应对这一问题，以及是否需要进一步扩充对华贸易政策工具箱。
当地时间6月18日，在欧盟峰会期间，克罗地亚总理普连科维奇（左）、德国总理默茨（中）与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右）出席一场圆桌会议。 法新社
就在不到一个月前，5月29日欧盟委员会会议前夕，法国、意大利、西班牙、荷兰和立陶宛五国联合提交了一份措辞强硬的政策文件，要求对所谓“不公平贸易行为”采取更激进的贸易防御措施，包括加快加征关税、提高反规避调查门槛、设立“韧性工具”以限制对特定供应来源的依赖等。法国总统马克龙更公开提议效仿美国建立“欧洲版301条款”工具，对实施“不合理、不公正或歧视性做法”的国家直接征收关税。6月3日，欧盟27国投票批准对华电动汽车加征最高35.3%的额外关税，且酝酿扩大至多个行业。
欧盟试图以“产能过剩”为名对华发起贸易战，引发一系列值得深思的议题：欧盟试图发起对华贸易战的逻辑是否可靠？如果贸易战爆发，欧洲将承担何种损失？欧盟应如何正确处理对华经贸关系？
欧盟对华发起贸易战的逻辑存在明显缺陷
欧盟对华贸易战的叙事体系可归纳为三个核心命题：
在事实层面，中国出口规模过大，存在“产能过剩”现象，集中体现为呈扩张趋势的贸易逆差；
在原因层面，中国出口增长并非源于市场规律，而是政府补贴与产业政策等非市场扭曲因素驱动的结果；
在影响层面，中国“过剩产能”的输出对欧洲工业构成冲击，引发就业岗位流失与产业链外迁。
上述三个命题从现象归因到后果评估，构成了一个看似完整的因果论证链条，实则却存在诸多偏差与缺陷。
问题一：中国“产能过剩”？
欧盟关于中国“产能过剩”的指控，建立在货物贸易总逆差这一单一指标之上。根据欧盟委员会贸易总司数据，2025年欧盟对华货物出口额为1995亿欧元，自华进口额为5595亿欧元，货物贸易逆差达3599亿欧元，同比增长2.7%，这被频繁援引为“中国冲击2.0”的关键证据。
然而，货物贸易逆差规模本身并不构成贸易保护主义的正当性基础。首先，国际贸易遵循的基本逻辑是比较优势，各国依据自身要素禀赋与产业结构参与国际分工，促使资源流向最具效率的生产领域，从而增加社会总产出，进出口规模差异恰恰是资源优化配置的反映。
中国在制造业领域具备完整的产业链、规模化的生产能力以及持续提升的技术水平，而欧盟在高端服务、精密机械、创意设计等领域保持比较优势。双方贸易结构的分化源于产业结构差异，而非所谓的“不公平竞争”。2025年，欧盟自华进口中制成品占97.3%，其中机械和车辆占54.4%、其他制成品占33%、化学品占9.8%；欧盟对华出口中制成品占86.2%，这表明中欧货物贸易以工业制成品为主，双方在机械和车辆领域存在显著的产业内贸易特征，充分体现了产业链的深度分工。
图为2024年、2025年欧盟从中国进口排名前八的产品类别贸易额占比。其中，贸易额最高的两类是电气设备和机械及机械零部件。 数据来源：欧盟统计局
其次，单纯关注货物贸易逆差数据具有结构性隐蔽。一方面，从双边贸易的成员国维度考察，中国对德国、芬兰、爱尔兰等国贸易长期呈逆差状态，将差异化的双边贸易格局简化为“中国—欧盟”的二元对立框架，忽略了欧盟内部成员国之间贸易地位的异质性。
另一方面，欧方对服务贸易维度的回避，反映出其叙事的选择性特征。2025年欧盟对华服务贸易顺差为213亿欧元，中国为欧盟第四大服务贸易伙伴，仅次于美国、英国和瑞士。若将服务贸易与货物贸易纳入综合评估，中欧总体贸易失衡的程度将显著收窄。
问题二：中国对欧出口增长是因“政策扭曲”？
长期以来，欧盟将中国对欧出口增长归因于政府补贴与产业政策“扭曲”，尤其在电动汽车反补贴调查中不断呈现制度化指责。然而，中国出口规模的长期高位和持续提升从根本上是多方互动的结果，周期性与非周期性因素均发挥了重要作用。
其一是中国本土产业内生性竞争优势的形成。经过数十年的工业化积累，中国已建立起覆盖从原材料到终端产品的完整制造业体系。产业链的完整性产生了显著的规模效应与协同效应，使中国企业在成本控制、交货速度、质量稳定性等方面形成了难以复制的竞争优势。
在技术研发领域，中国企业的投入持续增长。2025年，中国研发经费投入强度达2.8%，首次超过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国家平均水平；2024财年全球研发投入排名前2000名的企业中，中国525家上榜，排名全球第二。以电动汽车产业为例，中国企业在动力电池、电驱系统、整车集成等关键环节已形成显著的技术积累，宁德时代、比亚迪等企业的电池能量密度与成本控制水平均处于全球前列，部分核心零部件实现自主可控。
与此同时，本土市场庞大的消费规模也为技术迭代提供了丰富的应用场景，加速了学习曲线的下降。在此背景下，中国政府对电动汽车产业已基本转向充电基础设施建设和研发税收优惠等市场化激励手段。
其二是欧盟对华投资限制政策的“倒逼效应”。根据国际贸易投资理论，当东道国存在市场准入壁垒时，企业倾向于通过出口服务海外市场；但当东道国允许资本流入时，企业可通过绿地投资或跨国并购实现当地生产、当地销售，从而以本地供给替代跨境出口。中国企业本可以通过对欧直接投资，在欧洲设厂生产、就近供应市场，这既有助于规避跨境运输与关税成本，也有利于欧盟吸收就业与技术溢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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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自2019年起，欧盟以“去风险”之名，通过《外商投资审查框架条例》及成员国层面的配套审查机制，系统性地收紧了中国企业在欧投资通道，审查门槛不断加高、审批周期大幅拉长、政治干预显著增强，致使中国对欧直接投资流量持续萎缩。2023年降至101亿欧元，2025年第三季度更跌至仅11亿欧元，创下八个季度以来的最低水平。
与此同时，欧盟自中国进口需求激增，进口额2021年跃升至5590亿美元，2022年进一步攀升至6586亿美元，同比增长17.8%；欧盟对华贸易逆差亦从2019年的2212亿美元，跳升至2022年的4188亿美元并持续保持高位，远超2010年（2253亿美元）水平。
换言之，当投资这一替代渠道被制度性收窄，中国企业不得不回归出口模式以维持对欧市场供给，最终表现为中国对欧出口规模的持续扩大与双边贸易不平衡的重新加剧。与此同时，欧盟本土供应链“短链化”“断链化”态势日益突出，本地供给能力未能有效补位，进而扩大自中国进口。
其三是欧盟未能利用中美贸易战的机遇。一方面，2018年美国对华发起贸易战，对中国输美商品加征高额关税并频发贸易调查，直接扰乱了全球贸易布局，大量原本面向美国市场的中国商品被迫寻求新的出口目的地。在此期间，中国对美国出口占比由2018年的19.3%持续下降至2024年的14.7%，退居美国第三大贸易伙伴；而中国对欧出口占比维持在16%左右，未呈现明显的出口转移。
另一方面，欧洲本可以利用中国自美国进口下降的机遇，填补美国对中国市场的供给空白，但欧洲并没有利用好该机遇。欧洲对华出口占比自2019年达到11.0%的阶段性高点后，连续六年下降，至2025年降至7.4%，对华出口额也从2021年的2607亿美元持续萎缩至2025年的2202亿美元。这说明，欧洲未能有效扩大对华销售，进而削减自身贸易逆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