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世纪是一个几乎完全由基督教及其神学体系主导的时代，在这样的社会里，无神论思想几乎无法公开存在。那个时期，不仅王权深受教会的控制，教育也被教会垄断。教士几乎是唯一的知识阶层，普通信徒无法直接阅读《圣经》，只能依赖教士的讲解与指导，生活中的一切思想活动都围绕着宗教展开。
古代宗教的力量无处不在。以拜占庭帝国为例，宗教不仅是一种信仰，它更是一种包罗万象、深刻影响政治、经济、社会乃至文化的世界观。世界各地的宗教战争层出不穷，而最激烈的斗争并非仅仅在宗派之间，而是在有神论者与无神论者之间的思想碰撞中展开。基督教在拜占庭帝国逐渐传播，并深深融入帝国政治、经济与社会生活，形成了教俗一体的政体，建立了强大的教会经济体系，提供社会救助，形成独特的社会伦理和文化氛围。
在这样的宗教体系中，主教拥有极高的权力。他可以就教会事务向神职人员甚至全体会众征求意见，但最终决策权归他所有。新成员加入教会需经主教认可，而违背基督教道德或信仰的人则可能被驱逐。主教掌管教会收入，并按意愿分配。他们的圣职终身有效，会众无权废黜。随着主教制度的确立，到三世纪中叶，教会内部已经形成了一个独立且紧密联系的神职阶层。
拜占庭教会的影响力也体现在其物理空间上。早期基督徒的聚会往往在私人住宅的长方形房间中进行，随后发展为小型教堂，到四世纪中期，逐渐形成占地约5460平方米的大型建筑群，包括宏伟的大教堂和120个独立房间。五世纪初，教会行政体系与帝国行政区划相对应，大城市由主教主持，而省会由都主教掌管。君士坦丁堡的大教长作为帝国教会最高权力者，拥有独立于行政机构之外的咨询和决策机构。到早期拜占庭时期，帝国内的教士和修士人数多达数万，几乎与军队规模相当，远超行政官员。
公元313年，基督教与拜占庭帝国形成了紧密的政治联姻。教会为帝国君主提供政治支持，君主则大力扶持教会。教会逐渐融入政治，形成独特的教俗合一政体。拜占庭皇帝凭借君权神授的理论，可以摆脱传统束缚，制定符合个人野心和军队利益的政策。大主教在加冕仪式中的地位至关重要，他代表上帝赋予皇帝权力，是皇权的精神监督者。自第一位由大教长加冕的皇帝起，历代皇帝都必须经过此仪式，宗教逐步掌控王权。
尽管如此，教会并非完全依附于帝国权力。它始终保持独立，秉持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的戒律，对社会秩序和政治制度起到安全阀的作用。在君士坦丁大帝及其继任者的扶持下，基督教帝国逐渐成型，教会势力壮大，甚至在某种程度上限制了皇帝的绝对权力。大教长不仅在皇帝身边参与日常事务，还在必要时担任摄政，处理帝国政务。此外，教会权力延伸至世俗领域，主教参与民事与社会管理，甚至推荐官员，进一步扩大了其影响力。
教会还掌握着道德裁判权。390年，罗马皇帝狄奥多西一世因总督被谋杀而暴怒，下令屠杀当地居民，教主拒绝主持圣餐，迫使皇帝当众忏悔。加冕礼上，大主教为国王涂油，递交王冠、戒指和权杖，象征世俗权力对精神权力的依赖。国王是教会创造的上帝代言人，必须遵守宗教的道德约束。 随着基督教合法地位确立，其社会伦理逐渐融入拜占庭社会，深刻影响社会规范。基督教强调生命神圣，反对流产、杀婴与杀人等行为；主张男女平等，倡导奴隶与自由人灵魂的平等，并推崇独身与贞洁生活，导致许多人涌入修道院与荒漠寻求精神生活。 政治与宗教在中世纪如同杠铃两端，紧密相连，互为支撑。王权与教会交织在一起，彼此依赖，共同维系社会秩序。耶稣曾言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但在现实中，这两种权力从未真正分离。拜占庭帝国中，从皇帝到百姓，无不受宗教的影响和约束。然而，在教皇尼古拉一世去世后的二十五年间，罗马教会衰落至低谷，成为意大利贵族或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玩物。西欧各地教会更多受制于本国王权，但长期由国王忠诚臣属掌握的高级教职，使得国王的权威甚至超过教皇。
